诽谤之木是谁设立的-诽谤者什么意思

1.诽谤木的由来是怎样的？

2.古代的“击鼓鸣冤”有何说头

诽谤木的由来是怎样的？

那还是在原始社会时期，大地上没有道路，到处都是杂草丛生，原始人出去狩猎或采摘，往往找不到回“家”的路，许多人走失了。

于是，部落首领帝尧就派人在大家活动的地方立了一些带指示的小树杈，小树杈一边指着回“家”的地方，一边指着狩猎或采摘的地方。这样，小树杈就作为了当时识别道路的标志了。

随着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也有人在地上立个小木棒，并在小木棒上面绑着一个横杠，横杠一边指着“家”，一边指着活动的地方，以方便识别“道路”和方向。

可是地上立的小树杈或小木棒多了，人们又搞不清楚哪个是指着自己的“家”了。于是，有人就在小树杈或小木棒上划个记号，用以提醒自己。

帝尧看到小树杈和小木棒上各种各样的记号，觉得非常有意思，他想这样能够充分表达每个人的意思啊！何不让人们在上面写对部落的意见或自己的要求呢？

于是，帝尧就让大家给部落提意见，并把意见写在小树杈和小木棒上。一时间，人们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帝尧非常虚心听取并采纳人们的意思，极大地促进了部落的安定和发展。

后来，人们就把这种具有指示和表达意见的小树杈或小木棒叫做“桓木”或“表木”，因为古代的“桓”与“华”音相近，所以慢慢便读成了“华表”。这华表当时也被称为“诽谤木”，当时“诽谤”一词不是贬义诋毁的意思，而是议论是非的意思，就是人们可以随便利用“诽谤木”发表议论和看法等，还派人专门收集整理并反馈给尧。

帝尧为什么要求人们用“桓木”来向他表达意见呢？据说，他是吸取了他的前任挚帝的教训。据史料介绍，尧的帝位是从挚帝手中接过的。尧的兄弟中挚是老大，所以尧的父亲帝喾去世后，挚就顺理成章地登上了王位。

但是，这位帝挚非常残暴，他一登上王位就任用了三苗、狐功等几位大臣。三苗等大臣提出的执政理念是人民必须服从大王，否则就是不忠。这种理念引起了人们的不满，所以，挚没有当几年的帝王，人们便拥护唐侯当上了帝王。

这位唐侯便是后来的帝尧。在大家推荐唐侯当王时，唐侯非常谦虚，他再三推辞也推不过，后来他还是被人们簇拥上了王位，便被人们叫作帝尧。

当了大王的尧认真总结了兄长挚执政失败的教训，他决心治理好天下。有首《尧戒》歌收录在《古诗源》中，诗曰：

战战栗栗，如履薄冰。

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

前两句“战战栗栗，如履薄冰”的意思是，尧料理国事如同在薄冰上行走，战战兢兢的。后两句“莫踬于山，而踬于垤”的意思是，他告诫自己，人不会在大山上翻倒，时常会跌倒在小土堆上。

尧认为，一个人的知识有限，见闻有限，他想让天下广众和身边朝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来议论国事。但刚刚经历了挚的禁锢，不管是平民，还是朝臣们，敢开口放言的却寥寥无几。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据有关典籍记载，尧便在他议事的大厅前：

置敢谏之鼓，使天下得尽其言；立诽谤之木，使天下得攻其过。

并广而告之，要大家都对天下大事评头论足，即便是说错了，也赦免无罪。为此，在尧当上大王后不久，就在他办事的宫门前，便树立起了一根很大的木柱，木柱上还安了一个横杠，横杠就指着帝尧办事的宫殿，意思就是向尧提意见。

尧宣布谁有意见不仅可以在到处插立的诽谤木上写出来，还可以站在他宫门前的大木柱下发表演说，或者直接把意见刻写在大木柱上，哪怕是说错或者写错，也没事。敢谏之鼓也一样，就是安放一面大鼓，要提意见的人便击鼓告知。

据说，后世衙门前的升堂鼓就是这么演变来的。而这里的这根木柱，便是诽谤木。这块木头最初的形状是以横木交柱头，样子像桔槔。

桔槔是古代吸水的工具，是一根长杆，头上绑着一个盛水的水桶，所以华表最初的形式就是头上有一块横木或者其他装饰的一根木柱。

关于诽谤木便是后来华表的事了，在后来晋朝太傅崔豹的《古今注》中这样记载：

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

答曰：“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涑也。亦以表识衢路也。”

再说，自从帝尧使用了诽谤木以后，大家渐渐便知道了帝尧的贤明，敢于大胆说话和谏议国事。尧广泛听取采纳众人意见，不断改进治理的方法。

其实，诽谤木的设立便是原始民主制的体现。据说，尧的作风就很民主。在一次会上议事，帝尧提出：“谁可以带领平民治水？”

众臣说：“鲧可以”。

帝尧觉得鲧高傲自大，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不可重用，然而四岳坚持让试用。四岳是德高望重的首领，帝尧虽然有不同看法，却尊重四岳的意见，让鲧领命治水。后来的事实证明，鲧没能制服洪水，辜负了大家的厚望，结果，让洪水更加凶猛了。

到了晚年，帝尧感到精力不济，就让大家推荐个继承人，四岳推荐了舜。

帝尧问：“这人怎么样？”

四岳回答：“舜的父亲心术不正，后母说话不诚，弟弟加害于他，他仍能同他们和谐相处，治理国家不会错吧！”

帝尧并没有因为四岳举荐错了鲧，不再信任他们。而是一如既往，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启用了虞舜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后来，虞舜终于不负所望，成为继尧以后的又一位贤明的帝王。

如此看来，竖诽谤之木也好，设敢谏之鼓也好，其实只是一种标志，关键在于帝尧心目中有一把民主治世的标尺，而最早的诽谤木，便是这种民主标志的事物体现，也是提醒古代帝王勤政为民的标志。

由于帝尧作风民主，广众畅所欲言，才治理得国泰民安和天下太平。为此，尧统治期间，成为后世子孙向往的好年头，被后人称为“尧天舜日”。

后来，禹因为治水有功，舜便将帝位禅让给了禹。禹当上帝王后，他更加重视民意，他十分鼓励人们利用诽谤木向他提取意见。为此，他还在原来宫殿前的诽谤木旁边增加了两根，这样他的宫殿前就有三根诽谤木。三表示多的意见，三根诽谤木都指向禹办公的宫殿，就是让人们提更多的意见，让更多的人向他提意见。

禹虚心听取并采纳人们的广泛意见，因此把整个社会治理得更加美好。禹逝世后，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就在他的陵墓前竖立了三根华表柱，三根华表柱都指向禹的墓头，意思是禹非常重视人们的意见啊！

古代的“击鼓鸣冤”有何说头

自古民间有“击鼓鸣冤”之说，现在称作上访申诉。大致自魏晋时起直到清朝初期，历代有这项让民间冤情直达皇帝的制度，称之为“挝登闻鼓”。挝读“抓”音，意为击打。所击之鼓称作“登闻”。挝登闻鼓就是民间经常说的击鼓鸣冤。

“登闻鼓”一词首见《晋书》。晋怀帝永嘉年，有一名廷尉检举殿中帐吏邵广偷了宫中三张帐幔，折合布三十匹，有司衙门判处邵广斩首弃市。邵广有两个儿子，长子邵宗十三岁，次子邵云十一岁。二子救父心切，于是“黄幡挝登闻鼓乞恩，辞求自没奚官奴，以赎父命”（《晋书·汪叔坚传》）。黄幡即手举黄旗，没奚意为罚作奴隶。朝廷听闻这两名幼子自愿为奴来换取父亲性命，于是以“垂恩之仁”成全了邵氏父子，免去邵广罪。

“登闻鼓”之流变

上古时期就有“击鼓以达上闻”的做法。那时击鼓并非鸣冤之用，是为了纳谏而设。《吕氏春秋·不苟论·自知》云：“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尧帝为谏言之士专门设置了一面鼓，有想要进谏的人即可击鼓。舜帝设立木牌供人书写其过失，称之为诽谤之木。《汉书·贾谊传》又有“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的说法。魏晋时期，衍生出鸣冤之用，挝登闻鼓由此成制。后世登闻鼓之用，鸣冤大于谏言。

隋唐之前，登闻鼓设置在朝堂之左。《魏书·刑罚志》：“（太武帝）神?中，诏司徒崔浩定律令。……阙左悬登闻鼓，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奏其表。”穷冤意为穷尽各种途径申冤仍得不到公正审理。此处“公车”为官署名，是卫尉下属机构，专门负责宫廷宿卫传达等事。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有冤屈之人击鼓诉于朝堂，遂令东西都设置登闻鼓。另外，唐代宫阙前还有谤木肺石。谤木即“诽谤之木”。肺石，长八九尺，形如垂肺。周秦时期申冤者立于肺石下，向司员诉说冤情。肺主声，喻意以声达其冤，故名“肺石”。

宋代登闻鼓置于宣德门南街之西，由“鼓司”受理其事。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五月，“鼓司”更名为“登闻鼓院”。所有人申冤所呈递状子一律先经登闻鼓院。事情涉及军机密事或者告发京城官僚的，登闻鼓院依例实封，不得拆阅。仁宗朝又设“登闻检院”，合称“鼓检院”。“鼓院”收状子“检院”审状子，随后进呈御前。（参宋孙逢吉《职官分纪·登闻鼓院》）

宋太宗淳化年间，京畿户民牟晖击登闻鼓，诉称家奴把一头公猪弄丢了。鼓司遂将此事奏报太宗，太宗诏令赐给牟晖一千钱，赔偿他所丢猪钱。随后对宰相曰：“似此细事悉诉于朕，如此断决听起来可笑。然而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参《古今事文类聚·失豭击鼓》）

明代朱元璋立国后即设立登闻鼓。“登闻鼓，洪武元年置于午门外，一御史日监之，非大冤及机密重情不得击，击即引奏。后移至长安右门外，六科、锦衣卫轮收以闻。”（《明史·刑法志二》）明代专门由一名御史每日监理登闻鼓，凡有击鼓者，御史一律将其呈状奏报。永乐帝朱棣迁都北京后，登闻鼓院设置在西长安门外。有小厅三间，东向，旁有一小楼悬鼓。每天有科道官各一员、锦衣卫官一员轮流值班，司理申冤之事。明代各省按察司负责本省谳狱事，百姓若认为他断案不公，自己确有冤情，可赴巡按监察御史处申冤。巡按监察御史是都察院派往各省的中央机枢职官，品秩或不高，但是权力颇大。若监察御史仍然判案不公，允许冤情者进京赴通政司递状申诉于都察院。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情，或者状告不法等事，通政司负责誊写诉告缘由向上呈报。都察院接到通政司呈状后不予审理，或仍枉问，则允许冤情者挝登闻鼓。

清代登闻鼓院在西长安门外街东。顺、康两朝设满、汉科道各一员值班监理。清初京师有“御状”“通状”“鼓状”之分。御状即拦截御驾喊冤申告。通状指赴通政司申告。鼓状即挝登闻鼓。雍正二年改制，统归于通政司职掌受理申诉之事。再后，申诉者直接赴都察院及提督衙门，外藩人员则赴理藩院，自此再无鼓状、通状之说。

“登闻鼓制”相关律文

司法公正关乎天下社稷，古人为此设置登闻鼓院以让百姓申告冤屈。有登闻鼓院必然有相应的典章制度。古代诉讼是四级三审，四级指县（州）、府、省、刑部及大理寺，三审指县衙一审、府衙二审、省衙三审，三审后案件终结。若事主仍觉冤屈则进京申诉，由刑部及大理寺决定是否复审，登闻鼓院即为此而设。刑民案件的起诉与受理皆由下而上，历代禁止越级诉讼。只有本级衙署不予受理时，方可越诉。

《唐律·斗讼》规定：“诸越诉及受者，各笞四十。若应合为受，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三条加一等，十条杖九十。”此条所称越诉是指本该赴县级衙署申告，而越级去州、府、省衙门一类情形。若职官受理了越诉案件，越诉者与受理者皆笞四十。若本级衙门不受理，越诉者无罪。“应合为受”指衙署官吏依令应当受理，并作出判决。应当受理却拒而不受理的，笞五十。“三条加一等”指不受理案件超过三件，杖责六十。十条罪止，杖责九十。州府一级衙署接到越诉状词，受理官员判付给县衙审理者，不构成此罪。

又规定：“即邀车驾及挝登闻鼓，若上表诉，而主司不即受者，加罪一等。其邀车驾诉，而入部伍内，杖六十。”

“邀车驾”指半路拦截皇帝御驾。百姓拦截车驾及挝登闻鼓递交状词，有司官吏应当即刻受理，不即时受理者加罪一等。拦截车驾申告者若进入了仪仗队伍中，杖责六十。这就是民间所谓的“告御状”，无论是击鼓鸣冤还是拦截御驾，官吏皆须即刻受理，不能让申告者冲进仪仗队伍中。但是倘若击鼓鸣冤与告御状的人虚假告状，则要杖责八十。

《大明律·诉讼·越诉》规定：“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若迎车驾及击登闻鼓申诉，而不实者，杖一百；事重者，从重论；得实者，免罪。”

到明朝，击登闻鼓与拦截车驾申诉所述事由，仍分实与不实两种情形。属实者，免罪；不实者，杖一百。是否属实须经有司官吏审核后断决。坊间传闻进京告御状须先承受“滚钉板”之类酷刑等，本人未见此项典章规制。百姓进京告御状击登闻鼓无非三种情况：一是对地方衙门判决不服，二是地方衙门不受理而进京状告于刑部及大理寺，三是无理取闹即所谓“刁状”。诉讼需要成本。公家衙门是司法行政成本，个人须付差旅食宿费用。依常理判断，对地方司法衙门所判不服而进京击鼓鸣冤者居多，所以登闻鼓制主要为不服地方判决而设。《大明律》将“告状不受理”作为罪名入律，并列出地方衙门不受理者依事由大小之不同罚则。

《大清律》沿用照搬了《大明律·诉讼》“越诉”及“告状不受理”两条。两律又皆以《条例》对此二条规定了相关细则。

不算汉代之前的“敢谏之鼓”，仅作鸣冤之用登闻鼓制沿用了大约一千四百余年。秦代以后，朝廷中枢既要防止疆吏拥权自重，又要杜绝地方各级官吏枉法而积民怨。登闻鼓制一方面为百姓鸣冤提供渠道，另一方面可察验地方官员操守情况。虽然自古就有御史大夫、监察御史等监察机构，但其毕竟是官方所属。登闻鼓制可令百姓呼声直达上听，此又为朝廷直接了解真实舆情的办法之一。古人深谙百姓“没地方讲理”的要害。宋太宗以一千钱赔给丢猪百姓，换来天下可以无冤民之公信，又何尝不是高明？当然这不仅需要勇气，还须有足够底气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