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晦曲折的近义词-隐晦曲折的

1.人生的风景就像大海的风浪 [《咏怀诗》所见证的酒狂人生]

2.鲁迅写的雪的主要内容什么?

3.阮籍咏怀诗的写作背景和主旨

4.以隐开头的成语

5.己亥杂诗第5首的意思 作者资料， 诗的背景资料 意思。

人生的风景就像大海的风浪 [《咏怀诗》所见证的酒狂人生]

摘 要：正始时期，司马氏掌权，司马氏与曹魏集团斗争，以杀戮手段清除异己，造成一种高压恐怖气氛，以慑服人心。在这种政治形势之下，当时许多士大夫都采取避世自全的态度。本文从阮籍的代表作《咏怀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来解读阮籍的酒狂人生。

关键词：正始文学 阮籍 酒狂人生 《咏怀诗》

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统治集团的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很多正直之士被无辜。许多人隐居山林，寄情山水。加上玄学盛行，饮酒服药成为这个时期的时尚。更有甚者，佯装癫狂，来保全自身性命。这个时期就是历史上的正始时期。正始文学中，有一颗熠熠闪光的明珠，那就是阮籍。

阮籍，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竹林七贤之一。相传《酒狂》是阮籍谱写的一支曲谱，正好可以用来概括他的一生――酒狂人生。

阮籍嗜酒成性，性格放诞，蔑视礼法。“嗜烈火酒，善弹琴，喝酒弹琴往往复长啸，当其得意忽忘形骸，甚至即刻睡去”，据《晋书列传》第十九中记载（阮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据说他还“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

诚然，阮籍的所作所为像个酒疯子，但阮籍是有才华的人，决非寻常醉鬼。他生活在魏晋易代之际，既看到了官场的黑暗与危机，又不能不时时应付统治者的笼络与拉拢，因而总是采取一种与当权者若即若离的态度。面对汉魏和魏晋两次残酷的更替，面对司马氏父子残酷血腥的高压统治，他不愿像其他名士那样被卷入政治漩涡，成为阴谋家互相斗争改朝换代的牺牲品。于是，他一方面目睹着司马氏的卑劣与凶残，一方面却又为自保而“口不臧否人物”，用放浪形骸的外表来掩饰内心的忧虑与苦闷。这种忧虑与苦闷，我们可以从他的代表作《咏怀诗》中得到见证。

《咏怀》中有一部分表现他苦闷和焦虑的作品，这些作品并不交代造成这些苦闷和焦虑的具体背景，只是笼统地提及其原因。如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野外，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诗的前半部描写了诗人的孤独苦闷的形象和深夜的环境。开头即化用王粲《七哀诗》“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的句子，以简洁的笔触勾勒出诗人的孤独苦闷的自我形象。诗人好像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郁积在心头，以至于辗转难寐，起坐弹琴，排遣内心的孤苦。“明月”、“清风”之美景，却增加了他的绵绵忧思，反衬出他的孤独苦闷的心境。又以孤鸿在野之哀号、翔鸟在林之悲鸣，寄托着诗人的寂寞、孤独、悲哀的情怀，并寓托着社会政治环境的险恶，隐晦曲折地表达了诗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忧虑，透露了诗人对现实的认识。诗人将自我形象放在了一个凄清的景物环境之中，含蓄曲折地表现了孤独苦闷、凄楚彷徨的心境。诗歌的表达主旨的手法是隐晦曲折的，其实这就和社会政治环境的险恶有关，正如李善所论：“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

这种寂寞、孤独、悲哀情绪构成《咏怀》诗的基调，它就是来自诗人对自身生存困境的深切体验。面对极为严酷的生存环境，阮籍时刻处于恐惧和忧愤之中，他在诗中反复咏叹：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胸中怀汤火”、“终身履薄冰”深刻地揭示了他内心的焦虑和恐惧。

当内心的苦恼和矛盾不能在现实中得到抒解，他便转而追求超脱现实，遗世高蹈的情怀。这样，《咏怀》里便出现了一些游仙的内容。如其八十一：

昔有神仙者，羡门及松乔。?习九阳间，升遐叽云霄。人生乐长久，百年自言辽。白日陨隅谷，一夕不再朝。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

这首诗里所透露出的遗世长存的神仙境界，本来是一种虚幻的憧憬，但历史上很多人都把他作为一种同现实对立的美好理想来追求。通过这种追求，表现了他们对自由境界的向往和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肯定。在思想上，阮籍崇奉老、庄。这一方面是鉴于当时险恶的政治情势，他需要采取谦退冲虚的处世态度，道家思想正好可以做他的精神依托，另一方面也是受了当时盛行的玄学的影响。他的游仙诗充满了难以超越现实生命的苦闷情绪，带有前人游仙诗中所没有的冷峻、深沉、感慨淋漓的审美特征。以往的游仙诗，大都表现诗人自己进入仙境遨游的快乐，铺陈渲染仙界的环境与生活场面。而在阮籍的作品中，抒情主人公不再做为游仙的主体进入仙界自由遨游，而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观照他所描写的理想境界。例如其十九：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纤罗衣，左右佩双璜。修容耀姿美，顺风振微芳。登高眺所思，举袂当朝阳。寄言云霄间，挥袖凌虚翔。飘?恍惚中，流盼顾我旁。悦怿未交接，晤言用感伤。

“佳人”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她有一种难以言状的美，超越了各种现实关系而自由翱翔。“佳人”的生命状态就是阮籍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诗的主旨就是表现对这种理想境界的神往。阮籍的游仙诗有意拉开抒情主人公和仙界的距离，无非是要表现自己追求精神自由但又无法超越现实的生命感受。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就明说“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

有人说阮籍是从少年时期的入世到老年时期的出世，从少年时期的信奉儒家思想到中年时期的信奉道家思想，其实，造成这一切转变的原因，就是险恶的政治环境，使得他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无法实现，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个士大夫一向所采取的态度的指引下，在玄学思想大盛的当世，他才采取这种“酒狂”的人生来全身远祸，这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所以说他是“聪明的糊涂，悲观的寻欢”实不为过。鲁迅先生说“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但聪明如阮籍者，又如何能真正做到不在三界外，跳出五行中？他依然留心外面的世界，从未间断，所以他才会借助他的《咏怀》来一抒胸中块垒，才会在道路穷处放声长哭，阮籍的醉，阮籍的狂，阮籍的哭，正是一个聪明人在一个混乱的年代里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看不惯，所以装醉，因为内心醒着，所以痛苦，因为痛苦，所以长哭，通过他酒醉后的恸哭，我们看到了他飘逸之下的无奈与痛苦。因为飘逸，痛苦更为深刻；因为痛苦，飘逸更为残忍。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内心沉重的压抑已造成了人格的扭曲。他对礼教的蔑视，别人把他看做猖狂，其实，他是深深地意识到了：保守虚伪的礼教是统治者禁锢士人束缚下民的工具！所以，他的狂，实则是对整个封建社会制度的深刻批判！“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刻在为国担忧的士大夫形象，即使他装疯卖傻，他那满腔的爱国热诚是不会改变的。

阮籍的率真与潇洒，他的猖狂与不羁，他的苦闷与眼泪，都已随那个久远的时代烟消云散，但是我们可以去听听他谱的《酒狂》，去感受一下佯狂之士的痛苦，他那可贵的赤子情怀，他对自由的渴望，对生命和信仰的坚持，引导我们去追求猖狂的外表下隐藏着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寻找真正的人文关怀！或许，在倡导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阮籍的酒狂人生带给我们的思考就在于此吧。

参考文献：

［1］晋书?列传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

［2］晋书?阮籍传.中华书局，1974年.

［3］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4］马积高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1997年.

［5］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6］丁冠之.中国哲学史研究阮籍思想辨析.1982年第1期.

鲁迅写的雪的主要内容什么?

《雪》主要写的江南和北方的雪景，写出江南雪景的柔美和北方雪景的壮美，表达了作者对北方的雪的喜爱之情，寄托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更加体现了作者敢于直面惨淡人生、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作者运用十分切贴而又富于联想启示的比喻，增强了诗的形象性和鲜明性。

从而深化了诗的意境。诗篇运用对比的手法极精细地刻描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不仅使两种雪的特征都给人们以深刻鲜明的印象，而且于否定江南的雪的致命弱点的基础，赞美朔雪的长处，更具有令人折服的思辩力量。

此外，诗人采取象征手法，迎过一系列富有象征性、暗示性的诗的艺术形象的创造，隐晦曲折地传达出自己的志趣意绪，表现诗的主题，而使这首诗篇的意境新奇而又幽远，余味无穷。

创作背景：

鲁迅1918年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此后相继发表了《孔乙己》《阿Q正传》《药》，代表作：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

这篇文章写于1925年，正值不平凡的年代。南方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可谓正是春暖花开，然而，北方还处于一片寒冬之中。面对黑暗的现实与冷酷的季节，鲁迅将自己的心境写入文中，以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的精神，去寻求“革命的破坏者”，去争取理想的春天。

阮籍咏怀诗的写作背景和主旨

阮籍的诗大量运用了比兴象征、神话传说、以景寓情、借古讽今等表现手法，曲折隐晦地抒写愤世嫉俗、感慨郁闷的内心世界，形成了言近旨远的艺术风格。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他的《咏怀》82首是十分有名的抒情组诗。其中有些诗反映了诗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在种种醉态、狂态掩盖下的内心的无限孤独寂寞、痛苦忧愤。有些诗表现了诗人害怕政治风险，希冀避世远祸的思想面貌；有些诗借古讽今，寄托了对时政的抨击或感慨，表现了诗人对国事的关切；还有些诗嘲讽了矫揉造作的虚伪的礼法之士。总的来说，阮籍的《咏怀》诗以“忧思独伤心”为主要基调，具有强烈的抒彩。在艺术上多采用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因而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

这是阮籍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中的第一首。诗歌表达了诗人内心愤懑、悲凉、落寞、忧虑等复杂的感情。不过，尽管诗人发出“忧思独伤心”的长叹，却始终没有把“忧思”直接说破，而是“直举情形色相以示人”，将内心的情绪含蕴在形象的描写中。冷月清风、旷野孤鸿、深夜不眠的弹琴者，将无形的 “忧思”化为直观的形象，犹如在人的眼前耳畔。读者可从诗中所展示的“情形色相”中感受到诗人幽寂孤愤的心境。但是那股“忧思”仅仅是一种情绪、一种体验、一种感受，人们可以领略到其中蕴涵的孤独、悲苦之味，却难以把握其具体的内容。“言在耳日之内，情寄八荒之外”，即是此诗显著的特点。

其实，如果能透彻地了解阮籍其人，此诗也并不难解。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正如他“醉六十日”，以使文帝之“为武帝求婚于籍”，终于“不得言而止”（同上）一样，“酣饮”不过是他用以逃避现实的手段，内心的痛苦却是无法排遣的。史书中“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的描写，就正是他痛苦内心的深刻表现。所以这首诗，只要看他“孤”“独”二字，就不难“曲径通幽”了。

此诗起首，诗人就把读者引入了一个孤冷凄清的夜境：“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酣饮为常”的诗人在此众生入梦之时，却难以入睡，他披衣起坐，弹响起了抒发心曲的琴弦。这是从实景来理解。然而，也不妨把这“夜”看成是时代之夜，在此漫长的黑夜里，“众人皆醉我独醒”，这伟大的孤独者，弹唱起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章。“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其六十一》）呵！这两句诗，实际上是化用王桀《七哀诗》诗句：“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

三四句诗人进一步描写这个不眠之夜。清人吴淇说：“‘鉴’字从‘薄’字生出……堂上止有薄帷。……堂上帷既薄，则自能漏月光若鉴然。风反因之而透入，吹我衿矣”（《六朝诗选定论》）。进一步，我们还可以从这幅画面的表层意义上，感受到诗人的旨趣。诗人写月之明，风之清，正衬托了自己的高洁不群；写“薄帷”、写“吹我襟”，真让人感觉冷意透背。这虽非屈子那种“登昆仑兮食玉英”的浪漫境界，但那种特立危行，不被世俗所理解的精神却是一致的。

五六句，诗人着重从视觉、感觉的角度描写，五六句不但进一步增加了“孤鸿”“翔鸟”的意象，而且在画面上增添了“号”“鸣”的音响。这悲号长鸣的“孤鸿”“翔鸟”既是诗人的眼之物、眼前之景，又同时是诗人自我的象征，它孤独地飞翔在漫漫的长夜里，唱着一曲哀伤的歌。“北林”化用《诗经》“鴥（“音郁”）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秦风·晨风》）之典，从而暗含了思念与忧心之意。“北林”与“外野”一起进一步构成了凄清幽冷之境界。

结尾二句“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诗人的笔触从客体的自然回复到主观的自我，有如庄周梦为蝴蝶后“蘧（音“渠”）蘧然而觉”，心里有无限感慨，却又无处诉说，他也许想到许多许多：“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其三十九》），却“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其三十三》），“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其十七》）。诗人只能永远得不到慰藉，只能是无限的忧思，孤独地徘徊，永恒的悲哀。

纵观全诗，似是“反复零乱，兴寄无端”（沈德潜语），“如晴云出岫，舒卷无定质”（王夫之语），但如果把握了诗人“悲在衷心”的旨趣，就自可理解这首“旷世绝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在《诗品》中对阮籍诗的评价，当是不易之论吧！

以隐开头的成语

以隐开头的成语 ：

隐隐约约、

隐姓埋名、

隐约其辞、

隐介藏形、

隐恶扬善、

隐居求志、

隐隐绰绰、

隐鳞戢翼、

隐忍不发、

隐志相及、

隐晦曲折、

隐若敌国、

隐鳞藏彩、

隐占身体

己亥杂诗第5首的意思 作者资料， 诗的背景资料 意思。

这是一首出色的政治诗。全诗层次清晰，共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了万马齐喑，朝野噤声的气沉沉的现实社会。第二层，作者指出了要改变这种沉闷，腐朽的观状，就必须依靠风雷激荡般的巨大力量。暗喻必须经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才能使中国变得生机勃勃。第三层，作者认为这样的力量来源于人材，而朝庭所应该做的就是破格荐用人材，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诗中选用“九州”、“风雷”、“万马”、“天公”这样的具有壮伟特征的主观意象，寓意深刻，气势磅礴。

“万马齐喑究可哀”一句，深刻地表现了龚自珍对清朝末年气沉沉的社会局面的不满，因此他热情地呼唤社会变革，而且认为这种变革越大越好，大得该像惊天动地的春雷一样。他又认为实行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才，所以他热情地呼唤：天公啊！请你抖擞精神，把各式各样的人才都赐给我们吧。

龚自珍(1792-1841)，清末思想家、文学家。字尔玉，又字璱人；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盦，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诗》。父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母段驯，著名小学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

生平

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

①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小学。12岁从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19岁，倚声填词；到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段玉裁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怀人馆词序》)。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

②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嘉庆十五年(1810)，龚自珍19岁,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二十三年(1818)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次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始入仕，为内阁中书。这时期他逐渐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并从科试失意中体验到政治腐败,产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从刘逢禄学习《公羊传》。他写出了《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嘉庆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请教“吴中尊宿”王芑孙。王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谱外纪》)。同年，他开始戒诗。今存这时期诗，有《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等。

③29岁至去世。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道光十五年（1835），迁宗人府主事。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两年后，又补主客司主事。这类官职都很卑微，困厄下僚。48岁，辞官南归（道光十九年，1839）。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这时期,他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也有不少文学散文名篇，如《捕蜮》、《书金伶》、《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他的许多著名诗篇，如《能令公少年行》、《咏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杂诗》等，也都是这时期作品。龚自珍墨迹政治学术思想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

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龚自珍、魏源)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清代学术概论》）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在道光三年，他深刻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他对时代的危机，不止是敏锐地感觉它，而且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它；他肯定未来时代的必然变化，并寄以热情的幻想和希望。龚自珍处在过渡时代的开始阶段。他的思想发展，有一个艰苦、复杂和曲折的过程。他最初接受的是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的正统派考据学。但他冲出考据学的藩篱，不为家学和时代学风所囿。在现实社会运动主要是农民起义的启发下，他以特有的敏锐的眼光，观察现实，研究现实。在《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文中，他对腐朽黑暗的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平均篇》指出了贫富不均所造成的社会败坏现象及其危险的后果:“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提出“均田”的改革主张，要求“贵乎操其本源，与随其时而剂调之”，“挹彼注兹”，平均贫富。在《尊隐》中，他隐晦曲折地表现出对农民起义的大胆想象和热情颂扬，向往着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彻底的。后来他看到均田制是办不到的，又作《农宗篇》。主张按宗法分田：大宗百亩，小宗、群宗二十五亩，其余闲民为佃农。其目的是“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建立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封建统治。由于未能突破封建阶级的根本立场，因此，他在《农宗答问第一》及《农宗答问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龚自珍到30岁前后，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从对正统派考据学严历地批判到坚决抛弃考据学，接受今文经学《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从刘逢禄学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但他肯定考据学的有用的部分；同时也批判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的“恶习”，而主张“经世致用”，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从此他更自觉地使学术研究密切地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联系，研究的课题更为广泛。他“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研究地理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图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写《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舶议》，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随着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以及政治、学术思想的逐渐成熟，他深入探讨了天地万物以及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并把经史、百家、小学、舆地以及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观。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则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钩沉论二》）这里有前辈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的影响，但比章说更扩大、通达、完整，更有科学性和战斗性。他把古代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并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家自任。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从全面着眼，作客观的、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这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应用《春秋》公羊学派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尊史”的口号下，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这就是他在《尊隐》里所尊“横天地之隐”的具体化。与此同时，他继续不断地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不断地提出批判和建议，始终没有与庸俗官僚同流合污。道光九年(1829)殿试《对策》中，他肯定经史的作用，更指出经史之用必以现实问题为依据，“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对现实问题，特别关切西北边疆和东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国苍生”，“益诫西边将帅”。同年十二月，有《上大学士书》，建议改革内阁制度。他对腐朽的官僚机构和庸俗官僚深恶痛绝。道光十二年(1832)夏，又有手陈“当今急务八条”，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滥”（《己亥杂诗》自注）。道光十八年(1838)，奉命到广东海口查禁鸦片，他作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主张严禁鸦片，坚决抵抗英国侵略者;主张和外国作有益的通商,严格禁止奢侈品的输入；并驳斥了僚吏、幕客、游客、商贾、绅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论调。在中英鸦片战争发生后，江苏巡抚梁章巨驻防上海，他在丹阳书院于暴前数日写信给梁“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笔”（梁章巨《师友集》卷六《仁和龚定盦主事》条），表示希望参加梁章巨的幕府，共同抵抗英国侵略者，更表现出坚决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龚自珍在中年以后，随着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烦恼和痛苦，“坐耗苍茫想，全凭琐屑谋”(《撰羽林山馆金石墨本记成，弁端二十字》)。有时想以“搜罗文献”，“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猛忆》）；甚至想“发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间的解脱。但他爱祖国,关心现实,无法排除“外缘”，终于成不了佛教徒。龚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导方面说，虽然他的批判不彻底，改良的目标不明确，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衰世”，为“日之将夕”，确信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并寄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也是始终一贯的。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文学创作

龚自珍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龚自珍认为文学必须有用。他说，“曰圣之时，以有用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指出儒学、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认为诗和史的功用一样，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文章、诗歌都和史有源流的关系。他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诗经》是史官采集和编订起来的，而且“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七》)。因此，选诗和作史的目的，都是“乐取其人而胪之，而高下之”，进行社会历史批评。所以他把自己的诗看成“清议”或“评论”,“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杂诗，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从这一诗论观点出发，他认为诗歌创作的动机是由于“外境”即现实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与江居士笺》），不得不然。而创作方法则和撰史一样，应利用一切历史资料（《送徐铁孙序》）。龚自珍的诗和他的诗论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政治家的诗。他从15岁开始诗编年,到47岁,诗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这些“精严”而“字字真”的少作，虽然都已失传，但当时却是针对政治腐败和官僚庸俗的“伤时”、“骂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视为“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几次戒诗。

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开始戒诗，次年夏因考军机章京未被录取，赋《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编了两卷《破戒草》后，又发誓戒诗，“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正是愤慨于他的诗不能为腐朽庸俗社会所容忍。所以后来他又破戒作诗。龚自珍诗今存的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内容仍是“伤时”、“骂坐”。道光五年的一首《咏史》七律是这类诗的代表作。诗中咏南朝史事，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险恶统治，庸俗苟安，埋头著书，“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诗末更用田横抗汉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骗文士的用心：“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释言四首之一》，愤怒反讥庸俗官僚对自己的诽谤，“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对自己的嫌弃,“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杂诗》中，诗人不仅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危害,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如“只筹一缆十夫多”、“不论盐铁不筹河”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龚自珍更多的抒情诗，表现了诗人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观中，寄托着诗人清醒的志士孤愤，抒发着对天下气沉沉的深忧。道光六年的《秋心三首》七律，“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深深为边塞形势担忧，感慨仗剑报国的志士无多，更缺少知音的同志。他常常用“剑”和“箫”、“剑气”和“箫心”来寄托他的思想志向。“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对于自己的志向抱负不能实现，深为苦闷。在“抛却湖山一笛秋，人间天地署无愁”（《梦中作四截句》）的现实环境下，诗人除了抒发感慨、纵横议论之外，回忆值得留恋的快乐的过去，幻想现实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乃成为诗人思想中一种必然的发展和出路。因此，在诗人的许多作品中表现了重重矛盾。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诗相当集中地表现了诗人思想中的矛盾。诗中有逃向虚空的消极因素，更多的积极意义在于诗人对无可奈何的现实社会环境的极端厌恶和否定，因而在《己亥杂诗》“少年尊隐有高文”、“九州生气恃风雷”二诗中，他确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时代变化必然到来，希望“风雷”的爆发，以扫荡一切的迅疾气势，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气沉沉的局面。

龚自珍诗的特点

1，政论、抒情和艺术形象的统一。他的许多诗既是抒情，又是议论，但不涉事实，议论亦不具体，而只是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提出问题，抒发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他以政论作诗，但并不抽象议论，也不散文化。

2，丰富奇异的想象,构成生动有力的形象。在他的诗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飞”、“爪怒”、“灵气怒”等等，习见的景物变得虎虎有生气，动人耳目，唤起不寻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写落花，使引起伤感的衰败的景物，变为无比壮丽的景象，更高出寻常的想象之外。“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则从衰败中看出新生。“天命虽秋肃，其人春气腴”（《自春徂秋，偶有所触，得十五首》），从没落的时代中，也看到新生的一面。

3，形式多样，风格多样。诗人自觉地运用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自周迄近代之体，皆用之；自杂三四言，至杂八九言，皆用之”（《跋破戒草》）。实际他写得多的还是五七言“古体诗”，七言的“近体诗”，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一般趋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这也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突出。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杂诗》315首，独创性地运用了七言绝句的形式，内容无所不包，诗人的旅途见闻，以及生平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历历如绘,因而成为一种自叙诗的形式。它们可以作为一首诗读。由于作者这种充分地、富于创造性地运用，自然地使七言绝句成为一种最轻巧、最简单、最集中的描写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形式。复杂深刻的思想内容，多种多样的语言形式，是龚诗风格多样化的基础。“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题王子梅盗诗图》），诗人是以风格多样化自勉和自许的。他的古体诗，五言凝炼，七言奔放；近体诗，七言律诗含蓄稳当，绝句则通脱自然。

4，语言清奇多采,不拘一格,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般自然清丽，沉着老练，有杜韩的影响，有些篇章由于用典过繁或过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带来艰深晦涩的缺点。龚自珍先进的思想是他许多优秀诗篇的灵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使龚诗别开生面，开创了诗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不同于唐宋诗，实开近代诗的新风貌。龚诗在当时欣赏的人不多，它的影响始大于晚清，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与思想政治内容结合，又不落于以文字、学问、议论为诗。龚自珍文在当时比诗有名，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议,目为禁忌,不敢逼视。除几组学术论文外，它们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论文。有些“以经术作政论”，“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清代学术概论》）。这些文章都是用《春秋》公羊学派的观点与现实的政治联系，引古喻今，以古为用。如《乙丙之际箸议七》、《乙丙之际箸议九》和《尊隐》等，都是公羊“三世说”的运用。有些则是直接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批判，如《明良论》；以及各种积极建议的篇章，如《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议》、《对策》、《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另一类是讽刺性的寓言小品，如《捕蜮》、《病梅馆记》等。还有许多记叙文，记人、记事、记名胜、记地方，如《杭大宗逸事状》、《书金伶》、《王仲瞿墓志铭》、《书居庸关》、《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等,内容不同,都富有现实意义。

龚文的表现方法

一般很简单，而简括中又有铺叙夸张，有的直率，有的奇诡。他的散文语言活泼多样。有的散行中有骈偶,有的瑰丽,有的古奥，甚至偏僻、生硬、晦涩。龚文区别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一个独特的发展，开创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风气。龚自珍的词也很著名。谭献认为龚词“绵丽沈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二)。实际上，他的词没有摆脱传统词的影响，偏重于词的言情本性。他也写了一些抒发感慨怀抱的词，如〔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抒发孤独而自豪的感情；〔凤凰台上忆吹箫〕《丙申三日》写与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感慨；〔浪淘沙〕《书愿》写愿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写与袁琴南儿时同上家学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写思想上剑态和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为，又思退隐，留恋山水。

但龚词大部分还是消闲之作，抒写缠绵之情，成就远逊于诗。晚年他发现自己词的缺点：“不能古雅不幽灵，气体难跻作者庭。悔杀流传遗下女，自障纨扇过旗亭。”（《己亥杂诗》）他所谓气体，就是风格，自知缺乏现实社会内容。本集和版本 龚集传世版本甚多，最初有《定盦文集》3卷、《余集》1卷，附《少作》1卷,道光三年自刻本。《己亥杂诗》亦有道光十九年自刻本。龚自珍去世后第二年，魏源所辑《定盦文录》12卷，又考证、杂著、诗词12卷（《定盦文录叙》），无刻本。后有《定盦文集》3卷、《续集》4卷，同治七年吴煦刻本。今有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排印《定盦文集》4册，涵芬楼影印《定盦文集》3册，均吴煦本。光绪以来至清末，传本益多，有光绪十二年朱之榛《定盦文集补编》4卷；以“全集”名者，有光绪二十三年万本书堂刻本《龚定盦全集》；有宣统元年国学扶轮社排印本《精刊龚定盦全集》；有宣统元年邃汉斋校订时中书局排印本《校订定盦全集》10卷；有宣统二年扫叶山房石印本《定盦全集》等。民国以后，有1935年上海襟霞阁本《龚定盦全集》；1935年王文濡编校、国学整理社本《龚定盦全集》；1937年夏同蓝编世界书局本《龚定盦全集类编》等。1959年王佩诤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龚自珍全集》,此本基本上参照邃汉斋校订本编例,分为11辑，第1至第8辑为文，第9、10辑为诗,第11辑为词。

二十七岁为举人。道光元年（1821）官内阁中书，任国史馆校对官。九年，始成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十九年，弃官南归。二十一年，于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龚自珍初承家学渊源，从文字、训诂入手，后渐涉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受当时崛起的“春秋公羊学”影响甚深。面对嘉道年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他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一意讲求经世之务，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时代所撰《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的思想为后来康有为等人倡公羊之学以变法图强开了先声。中年以后，虽然志不得伸，转而学佛，但是“经世致用”之志并未消沉。他支持查禁鸦片，并建议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他生平诗文甚富，后人辑为《龚自珍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