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为中用是谁说的-洋为中用法

2024-11-07 14: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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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相关

洋为中用是谁说的-洋为中用法

编辑本段论语简介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纂而成。它以语录和对话文体，记录了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集中反应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练,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论语》一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义”。

《论语》以记言为主,“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经典语句，箴言，“论语”即是论纂（先师孔子的）语言。《论语》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论语》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渊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五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尔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不能不使人们重新选择新生的思想文化，这就是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

然而，严峻的事实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特别是当它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这使我想到人类的共性与个性，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民族文化的辩证否定本性。同时，也使我感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价值之所在。

事实上，当我们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确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并用它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的精华，《论语》便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认，《论语》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1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兄弟排行第二,故也有人称为孔二,春秋后期鲁国人，汉族。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编辑本段“论语”杂谈

（一）“论语”命名的意义和来由

《论语》是这样一部书，它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的著名学生的言语行事。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文选·辨命论注》引《傅子》也说：

“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

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得到两点概念：（1）“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2）“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

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后来还有些不同的说法，譬如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说：“《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那么，“论语”的意义便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说到这里，谁都不免会问一句：难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别人说的话都不是“有条理的叙述”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论语”这样的命名有什么意义呢？可见刘熙这一解释是很牵强的。（《释名》的训诂名物，以音训为主，其中不少牵强附会的地方。）还有把“论”解释为“讨论”的，说“论语”是“讨论文义”的书，何异孙的《十一经问对》便是如是主张，更是后出的主观看法了。

关于《论语》命名的来由，也有不同的说法。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便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似乎是《论语》之名要到汉武帝时才由孔安国、扶卿给它的。这一说法不但和刘歆、班固的说法不同，而且也未必与事实相合。《礼记·坊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坊记》的著作年代我们目前虽然还不能确定，但不会在汉武帝以后，是可以断言的。因之，《论衡》的这一说法也未必可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论语”这一书名是当日的编纂者给它命名的，意义是语言的论纂。

（二）“论语”的作者和编著年代

《论语》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可为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所以《论语》一书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

那么，《论语》的作者是一些什么人呢？其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今天可以窥测得到的有两章。一章在《子罕篇第九》：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牢”是人名，相传他姓琴，字子开，又字子张（这一说法最初见于王肃的伪《孔子家语》，因此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和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都对它怀疑，认为琴牢和琴张是不同的两个人）。不论这一传说是否可靠，但这里不称姓氏只称名，这种记述方式和《论语》的一般体例是不相吻合的。因此，便可以作这样的推论，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记载，编辑《论语》的人，“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中语）。另一章就是《宪问篇第十四》的第一章：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是原宪，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原思之为宰”的原思。这里也去姓称名，不称字，显然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合，因此也可以推论，这是原宪自己的笔墨。

《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象《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覆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不能不说是曾参的门弟子的记载。又如《子张篇第十九》：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这一段又象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问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

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不能不启人疑窦。有人说，这是“孔子述时人之言”，从上下文意来看，这一解释不可凭信，崔述在《论语余说》中加以驳斥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后了。这一点，从词义的运用上也适当地反映了出来，譬如“夫子”一词，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普遍用为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相当于“你老人家”。《论语》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他老人家”的，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子”，背后才称“夫子”，别人对孔子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孔子称别人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只是《阳货篇第十七》中有两处例外，言偃对孔子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子路对孔子也说，“昔者由也闻诸于夫子”，都城是当面称“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开战国时运用“夫子”一词的词义之端。崔述在《洙泗信录》据此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固然未免武断；但《论语》的著笔有先有后，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窥测得到。

《论语》一书，既然成于很多人之手，而且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那么，这里后编定者是谁呢？自唐人柳宗元以来，很多学者都疑心是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的，我看很有道理。第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和孔子其他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除开和孔子问答之词以外，单独记载曾参言行的，还有《学而篇》两章，《泰伯篇》五章，《颜渊篇》一章，《宪问篇》和孔子的话合并的一章，《子张篇》四章，总共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参最年轻，而且有一章还记载着曾参将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孟敬子是鲁国大夫孟武伯的儿子仲孙捷的谥号。假定曾参在鲁元公元年（周考王五年，纪元前四三六年。这是依《阙里文献考》“曾子年七十而卒”一语推定的），则孟敬子之更在其后，那么，这一事的叙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后才著笔的。孟敬子的年岁我们已难考定，但《檀弓》记载着当鲁悼公时，孟敬子对季昭子的一番话，可见当曾子年近七十之时，孟敬子已是鲁国的执政大臣之一了。则这一段记载之为曾子弟子所记，毫无可疑。《论语》所叙的人物和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

（三）“论语”版本和真伪

《论语》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的本子：（1）《鲁论语》二十篇；（2）《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3）《古文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

《鲁论》和《齐论》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候张禹先学习了《鲁论》，后来又讲习《齐论》，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为根据，“采获所安”，号为《张候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嘉平石经》就是用的《张候论》。

《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何晏《论语集解·序》说：“《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论语集解》并经常引用了孔安国的《注》。但孔安国是否曾为《论语》作训解，《集解》中的孔安国说是否伪作，陈鳣的《论语古训·自序》已有怀疑，沈涛的《论语孔注辨伪》认为就是何晏自己的伪造品，丁晏的《论语孔注证伪》由认为出于王肃之手。这一官司我们且不去管它。直到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论语注》以《张候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在残存的郑玄《论语注》中我们还可以窥见鲁、齐、古三种《论语》本子的异同，然而，我们今天所用的《论语》本子，基本上就是《张候论》。于是怀疑《论语》的人便在这里抓住它作话柄。张禹这个人实际上够不上说是一位“经师”，只是一个无耻的政客，附会王氏，保全富贵，当时便被斥为“佞臣”，所以崔述在《论语源流附考》中竟说：“《公山》、《佛肸》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乎？”但是，崔述的话纵然不为无理，而《论语》的篇章仍然不能说有后人所杜撰的东西在内，顶多只是说有掺杂着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之中的不同传说而已。

如果我们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论语》为最可信赖的材料。无论如何，《论语》的成书要在《左传》之前，我很同意刘宝楠在《论语正义》（《公山章》）的主张，我们应该相信论语来补充《左传》，不应该根据《左传》来怀疑《论语》。至于崔述于后代的封建道德作为标准，以此来范围孔子，来测量《论语》的真伪，纯驳，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观的。

（四）略谈古今“论语”的注释书籍

《论语》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它。《论语》和《孝经》是汉朝初学者必读书，一定要先读这两部书，才进而学习“五经”，“五经”就是今天的《诗经》、《尚书》（除去伪古文）、《易经》、《仪礼》和《春秋》。看来，《论语》是汉人的启蒙书的一种。汉朝人所注释的《论语》，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残存的，以郑玄（127—200，《后汉书》有传）注为较多，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的残卷。估计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190—249年）《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现在《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就用何晏《集解》，宋人邢昺（932—1010年，《宋史》有传）的《疏》。至于何晏、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可以参看清人朱彝尊（1629—1709年，《清史稿》有传）《经义考》，纪盷（1724—1805年）等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唐陆德明（550左右—630年左右。《新唐书》对他的生卒年并没有明确记载，此由《册府元龟》卷九十七推而估计之）《经典释文序录》和吴检斋（承仕）师的《疏证》。

关于《论语》的书，真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读者如果认为看了《论语译注》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几种书：

（1）《论语注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经注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袭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记》，可以参考，基本文文字出现于《校勘记》的，便在那文字句右侧用小圈作标识，便于查考。

（2）《论语集注》——宋朱熹（1130—1200年）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合《论语》、《孟子》为《四书》，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注》。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论，朱熹本人也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但一则自明朝以至清末，科举考试，题目都从《四书》中出，所做文章的义理，也不能违背朱熹的见解，这叫做“代圣人立言”，影响很大。二则朱熹对于《论语》，不但讲“义理”，也注意训诂。所以这书无妨参看。

（3）刘宝楠（1791—1855年）《论语正义》——清代的儒生大多不满意于唐、宋人的注疏，所以陈奂（1786—1863年）作《毛诗传疏》，焦循（1763—1820年）作《孟子正义》。刘宝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作《论语正义》，因病而停笔，由他的儿子刘恭冕（1821—1880年）继续写定。所以这书实际是刘宝楠父子二人所共著。征引广博，折中大体恰当。只因学问日益进展，当日的好书，今天便函可以指出不少缺点，但参考价值仍然不少。

（4）程树德《论语集释》。此书在《例言》中已有论述，不再重复。

（5）杨树达（1885—1956年），《论语疏证》。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的有关资料都依《论语》原文疏列，有时出己意，加案语。值得参考。

（6）杨伯峻《论语译注》。杨伯峻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杨伯峻先生的学术背景及其家学渊源，使他在注解《论语》、《孟子》和《春秋左传》等古籍时显得游刃有余。他的《论语译注》注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及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论证周详、语言流畅，表述清晰准确，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是普通读者了解《论语》的一本入门参考书。当然，《论语译注》在今天来看也是瑕瑜互见的。

编辑本段论语思想

编辑本段1、《论语》书中的“鬼神”思想

鬼神思想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神秘恐惧心理的表现，也是人类对人生命运的一种虚幻寄托。就是在科学发展的今天，当代人的鬼神思想也时有所现，甚至人造神的现象也屡有发生。那么，鬼神现象是否存在？科学的结论是否定的。那么当代人为什么还有鬼神观念，甚至有的人深信不疑呢？这是社会存在与人心理的复杂性以及人的素质的缺陷性所致。然而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在巫鬼势力旺盛、自然科学极不发达的时代，孔子是怎样看待鬼神的呢？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主张“敬鬼神而远之”（《雍也》）。表明孔子对鬼神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鬼神是否存在，孔子并未多加评说，也不反对别人对鬼神的信奉，而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同时，孔子平时也不谈论怪异、暴力、叛乱、鬼神，他认为这些都是对人无益的事情。有一次，孔子生病，子路请求代老师祷告。孔子说：“有这回事吗？”子路回答道：“有的。《诔》文上说：‘为你向天神地祗祷告’。”孔子说：“如果是这样，我早就祷告过了，可为什么还会生病？”还有一次，季路请教怎样事奉鬼神，孔子说：“活人我还不能事奉，怎么能去事奉鬼神？”孔子虽然不反对别人信奉鬼神，但作为他自己对鬼神是抱有怀疑态度的，虽然他不能证明鬼神是否存在，但他自己是不相信鬼神的。这说明孔子已具有无神论的思想萌芽，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这作为孔子的世界观，对其思想具有重要影响。

编辑本段2、关于如何做人的思想及其价值

《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视“仁德”。这是孔子在做人问题上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齐景公有马千驷，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

那么怎样才能算仁呢？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只有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可见“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当然孔子还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这就是“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即刚强、果断、质朴、语言谦虚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阳货》）。即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他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当然，在孔子看来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即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同时也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视修养的全面发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强调从自身出发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孔子强调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籍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做人要全面发展呢？这里体现了孔子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以及个人修养的相互制约作用，他说：“举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即：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们事业的成功。所以，对于个人修养来说，全面发展显得极为重要

凌徽涛的社会评说

一与凌徽涛在人际交往的空间可以说是知而未交的“陌生人”，但与其绘画作品的神交达二十年有余了。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次全省青年油画展上，最能吸引我的就是凌徽涛的《墙那边在讨论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件作品因为时代特征鲜明，被一些当代美术史研究的学者作为典范有过具体评论，其艺术语言有如艺术评论家马钦忠所说：“是以传统的写实技法来表达他对中国现实生活充满荒诞的哲理意识”，并定位为典型的“理性绘画”。此后在“艺术概论”教学中讲到“艺术与哲学”的问题时，这件作品总是作为例证被引进我的课堂教学之中。正是这件作品之缘，他成了我长期艺术理论教学和研究的关注对象，可谓是神交中的广而深的“熟悉人”，不仅了解他在油画深思熟虑的创作中，保持着理性求新求变求精求深的动态过程，而且也知道近些年他在中国画方面大化自由的独诣独造。缘于两次笔会的机会，与他得近距离交晤，并造访了他的工作室。凌徽涛给我的印象不是三代宋国的那位独立特行、与众不同的“真画家”形象和作风，而是一位平和斯文、充盈智趣的“真画家”形象，作风谦和、严谨。光相白先生曾在评文的结语说：“我为凌徽涛的艺术追求精神而敬佩，为他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而折服，为他礼贤下士的处人作风而赞美，……”。这是同窗好友对其人品的真切赞誉。在我看来，他能感动世人、感动画坛、感动市场的当然是其积淀深厚的绘画作品，是画家本体价值的显现。

二　对于凌徽涛的绘画，不能简单地或以油画家、或以国画家、或言“兼善”予以称谓。他的绘画形式“通中西、融古今”，不独是技法层面，而且是建立在画理、哲学美学和历史文化的层面上。若就其绘画整体形式趣味而言，可以妙趣、意趣概括；若以一种艺术理论概念作为诠释的依据，可以套用克莱夫·贝尔的那句名言：“有意味的形式”。当然，我更愿意以此指向他的油画创作形式。

从艺术理论的作品论而言，舶来的“有意味的形式”这一概念及理论，被推崇为在逻辑上“是现代艺术理论中最令人满意的”，上世纪，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引用过，八、九十年代我国许多美术评论的文字中更是多有所见。但作为好的真正的艺术作品的标签，套在很多人的作品上实在是尺码大得太多了，无论怎么充絮扩足也是难于适履的。其中两个关键词可能被许多引者忽略或未知，即：意味、形式。“为什么某些特定形式的排列和组合如此不可思议地感动我们呢”？贝尔的提问道出了艺术中有一个形而上的存在问题。其中意味的形而上是主要的。因为意味所谓，是指一种极为特殊的，不可名状的审美感情；形式所谓，是指艺术品内的各个部分和质素构成的一种纯粹的关系。真正感人的是恰当的意味和恰当的形式共同构成了“有意味的形式”，通俗地说，就是艺术家主体精神与客观美的本质相交融的结果。不同的排列组合方法，会产生不同的“有意味的形式”，不独是表现的，再现的艺术同样可以实现。　凌徽涛对于那些索然无味的作品和枯燥无趣的模仿秀，向来抱以鄙视的态度。他的一贯艺术主张与“有意味的形式”理念是暗合的。他的创作态度鲜明：“我的作品是一种潜意识的理性绘画，作品的结构都是从潜意识中浮现出来，它都表现着其特定的含义。我不一定能够准确地用言语表达好每一幅作品的内涵，但是，丰富的画面形象可以给你足够的视觉震撼，让你发挥充分的想象力，经历一次精神之旅。”　当这里确立凌徽涛的油画艺术为“有意味的形式”，是指《墙那边在讨论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理发已经一个小时了……》，以及后来不断有翻新却返回的这类作品，如《和月亮谈心》、《等待蜜蜂回来的日子》、《我们不再寂寞》、《没有风的时候》、《寻求红桃K的时候》、《水语系列》等等。因为这些作品给予人们某种或某些从来没有过的东西，确实有其特殊性。尽管凌徽涛的艺术作品以繁复的写实性技法、以生命意识作出叙史叙事性、描述性的表达，表象似乎有违贝尔的理论，实际上可以说是贝尔理论论述中恶性循环，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的实证——即极度理性的超现实性写实作品同样应该是“有意味的形式”。关键在于“那个被创造出来的形式的感人之处在于他表现了创造者的感情。大概艺术品的线条和色彩传达给我们的东西是艺术家自己的感受吧”。（贝尔语）凌徽涛的绘画则证明了有这样的可能性。他的作品不是简化的，不是抽象的，不是绝对纯粹形式的关系，但作品形式在人和人、人和事、人和物、事和物不合逻辑的排列组合中，总能以耐人寻味的纯粹性和不寻常性唤起人们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审美情感：虽写实逼真，却又完全不同于再现现实的形式；虽美的形式让人感到亲切，却又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美；呈现的人、物、事虽不陌生，却又不同于现象的实在，而是与“物自体”或“终极的实在”有关。

三　凌徽涛是智性深邃的画家，是垦殖创新的画家。无论技法还是观念，可能他都不是原始创新，但敏锐的穿透力和强烈的独创意识，决定了他是关键技术的创新，更是系统集成式的创新。

我们都知道，艺术不是真理。但艺术至少是一种能使我们认识真理的虚构，艺术家必须有办法和手段束说服他人相信其虚构的真实性。凌徽涛正是在这方面独步当代画坛，卓荦不群。油画本不是中国的土特产，为什么有那么多国人学习它？凌徽涛深刻思考后得出的结论是：“因为油画内容丰富，表现力强，色彩跳跃，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同时，油画立意抽象，可以引导欣赏者充分发挥想象力，进行创造性思维” 。其实，这是他长期创作体验于视觉传达和内在立意两难并重同创的经验之谈。

就其油画技法语素而言，虽然对于印象派也发生过兴趣，虽然也于肌理效果、结构变形做出试验性探索，但是，超乎寻常的强调光色变化的写实功力和结构比例准确的造型能力，无疑是他的看家本领。文艺复兴初期的巨星阿尔贝蒂说过：“画人要连指甲都了，画活人要使最细微的部分都有生命”。凌徽涛的功力之深，以其大量作品证明他是有这般本领的画家。而且他自己说过：“对比东西方油画，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代油画作品在绘画技巧上完全可以与西方艺术家媲美，只是在绘画材料，制作工艺上还有些欠缺。”可见，技法上他是底气十足的自信。技巧服务于艺，应该是他从艺的初衷，而且贯穿始终。大概正是这种艺术美在于真实自然的旨趣，为其人文关怀的艺术思维创作原则和方法确定了基础，并成为“潜意识的理性绘画”形式对应的有效选择。当他接受潜意识的驱使和理性精神的发现，已经远非装饰性的，而是以其天才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与内在的自我和读者进行象征性的表述。画家不是在画有意探索的东西，而是自由地在画他所喜欢画的东西；不是去追求他没有发现的东西，而是必须画他所发现的东西。　究其深层艺术语言的神秘意味，是因为某个事理通过跨时空的无序情态的排列组合，以为他谙悉的特定地域风土人情为背景，以平民琐屑的些微小事和小人物作为表述对象，将现实的寻常人与天堂冥域来客聚会一堂，既深潜着对生命意识的关怀，又深寓着哲学、历史、宗教、民俗等大学问大道理的东西，给人晦涩的象征意味，诙谐、幽默、荒诞，在喜剧色彩的表征中蕴藏着大悲情愫。这无疑是他长期以一种视听与心理感觉综合并用的全息式动态思维进行艺术创造的结果。他自己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得直接：“我有许多作品都是突然迸发的灵感，从作品到题目都是偶然的选择。我的作品是把现实生活中的无序情节组合成有序的视觉形象，作品的结构都是从潜意识中浮现出来的” 。这段表白有如丹纳描述鲁本斯所说：“他的幻想尽管自由奔放，结果并无驳杂不纯之弊，反而与幻想的来势猛烈，发泄的自然，便是最复杂的作品也像从过于丰满的头脑中飞涌出来的”。他的每一件代表性的作品都有一个较长的创作过程，而且常常会出现“画不下去”的感觉，显然不是因愉悦所至，而是“极大的精神苦闷”使然。因为他的心目中就像是现实中的一样，精神的本能与“习得”心理同时并存，世俗的本能与修养文雅同时并存。这样，“跨度”必然与“难度”并存，画面形式的丰富与内涵意蕴的邃远，在重叠中实现了不断为他强调的艺术的“深度”。

四　凌徽涛还是一位具有“大我之情”的画家，这不仅体现在他的作品形式的意味中，而且成为他的自我艺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此，不妨引其自己的言论作注脚，会更有说服力。　他认为，艺术家“一是要有历史使命感，二是要有社会责任感” 。他是这样比较艺术作品与大众文化的：“大众文化是要逃避现实，让人进入幻想的世界；也就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而艺术是要超越肉眼看到的表象，切入到现实的本质，真实地反映出当下社会的敏感问题”。他重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提倡艺术家“应该更多地关注身边发生的一些真实的事件，敏感于当下的社会问题，比如，身边的亲人朋友，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市井百姓的生活问题等等。只要是睿智的思考，大胆的尝试，真实的反映，都是艺术作品所反映的题材”。他关注艺术的民族化确实有自己的独特视野：“如果将中西两种绘画风格相互糅合，能够更好地体现所要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情感，那么这种形式就是好形式。在绘画创作上，我们要有“大民族文化”意识，包容并蓄的胸怀，才能表现出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 。可见，他的对于一个画家的本体价值大我情怀是历史的、是社会的、是生活的、是民族的。也正是建立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他论述艺术家的本体价值标准既高又实在地道：“艺术本来就是个极度具有前卫性，先锋性和独立性的东西，画家就像是一个孤独的长跑者，在自己的精神里探索、创新。当你跑了一段回头看时，应该要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对自己有交代的，对这份事业有交代的”。

作为一位艺术人群体的领导者，作为一位艺术学术团体的组织者，作为一位职业的艺术家，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更是这样画的。他已经孤独地在创新的路上跑了很长时间还没回头，他对自己是有交待的，对这份事业是有交待的。如果说，“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两句话，在我国成了我们这代人乃至推及上一代人对于文化艺术活动要求的“口头禅”，那么，在凌徽涛的绘画实践中则由创作理念升为原则，赋之于智性的沉重、坚实、融通的实证性内涵。

曾国潘和李鸿章的关系，他们各是好人还是坏人？

如果你是正在学校学习的中小学生，陌颜迷尘得答案：曾国潘功过相抵，李鸿章是卖国贼就可以了，没必要深究，深究反而乱了头绪，如果你已经成年，我跟你说说我的看法，这两位都可算是一代能臣，可惜生不逢时。

先说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创见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年青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之珍藏”。他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一生很注意这点。曾“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很大的争议在于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我们教育的历史很肯定农民起义，说起来也没错，但是农民起义的很多缺点却没有大篇幅的重点说明，一般只是一笔带过，说太平天国这个迷信色彩很重的起义，用西方的宗教作为手段，结果出了什么天父天兄的迷信闹剧，最终走向分裂，走上了自古以来农民起义不是被镇压就是被利用的老路。

下面说说李鸿章：

要认识和评价李鸿章，必须弄清以下两个前提：

一是李鸿章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而这样一个过程，又是在中国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洋枪大炮军舰，逼迫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当中，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提出形形色色的说法和方案，试图寻找出一条强国富民的理想道路。这时候，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从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高层产生出来。他们接过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旗帜，提倡和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挽封建末世的狂澜于既倒。所以，这样的一个改革派，也可以称之为封建统治的“补天派”，因为他们虽然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只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层面上，无法触动封建社会体制的根本痼疾。

由于洋务派的领袖人物们，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所以洋务派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早期改革舞台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众多改革派别里的主流派；而在洋务派内部，又分成众多的集团，如中央的奕讠斤、文祥集团；地方的曾国藩、左宗棠两个湘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其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是这些集团里实力最强、兴办洋务成效最大的一个。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伴随着近代洋务运动潮流而产生的标志性人物。由于他所具有的权力和地位，使得和同时代的慈禧、赫德三个人交织构成了左右晚清政局满汉中外各项决策的关键性历史人物。

二是李鸿章究竟干了一些什么事。从1862年当上江苏巡抚起，李鸿章在晚清社会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活动了整整四十年，其时间之长、涉及的领域之广、所做的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时代的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他先后担任过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从1870年起，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赏穿方龙补服），是清朝政府高层参与决策、执行决策的重要人物。在军事上，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和一系列军工企业，为中国工业打下最早的基础。在经济领域，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鸿章一个人就办了前面三个，后来他还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说他在洋务活动中，创办最多，成效最大。在李鸿章的自强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两个留存至今的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采取中国人担任领导，聘请外国技师；而轮船招商局作为民用的服务企业，则是纯粹的华人企业，它的章程里特别规定，不接受外国资本。相比之下，江南制造局由于模仿生产西方的船只兵器，受国外的影响更大，而轮船招商局由于采用了股份制，在组织结构上更先进。它所采用的洋为中用的模式，甚至一些具体的组织生产的方式，一直为后来的民族工业所袭用。从细节和局部上看，李鸿章采取的措施是先进的，代表了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但就他们所想达到的中国“自强”的目的来说，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李鸿章的思想核心仍然是为清王朝服务，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统治和现有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他所倡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是没有实现可能的。谓李鸿章“只懂洋务，不懂国务”，可谓一语中的，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个人悲剧性人生的来源。在外交领域，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他就代表清政府经办了许许多多的对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绝大部分对外条约都是由他出面签订的。以致在当时外国人的眼里，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朝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鸿章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不了解李鸿章，就不能深入了解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

李鸿章去世前曾留下这样的遗诗：“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李鸿章去世后，当时有人用“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来形容他。在《李鸿章传》中对他的评价是：“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他虽然已去世一百余年，但仍是百年沉浮，盖棺不能论定。而对他的评价争议最大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内战争中镇压农民起义，用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这当然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封建统治者都抹煞不掉的污点。值得探讨的是，在内战烽火中发迹起来的这部分地主阶级经世派官僚，在面对强敌环伺、外侮日亟的形势下，从军事近代化做起，开始了“自强应变”的洋务运动，这是时代潮流的使然。借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革命的镇压者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二是如何看待李鸿章在主持洋务活动中的“卖国”，洋务又分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两大类，随着近年来海内外研究的进展，学术界对他在洋务———近代化建设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基本予以肯定；而对于外交活动、尤其是代表清政府对外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则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其中疑点最大的，是他在签订《中俄密约》和中东铁路交涉时，是否收受过俄方的贿赂问题。前不久，长期研究张荫桓的学者马忠文先生，经过旁搜博证，写出《旅大交涉中李鸿章、张荫桓“受贿”的疑点》，予以廓清，认为李张二人不可能接受贿赂。此事尚待进一步求证。再比如马关签约，“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李鸿章从此背上卖国的骂名。可是目前的研究显示，李鸿章在谈判中无论大事小事，都用电报向国内最高当局请示，所谓“商让土地”即割地之权，也是早经授予的；至于赔款数额，根据甲午战争史权威戚其章先生研究，由于我方密电码早在战前就被日方破译，因而二万万两赔款的底线早被日方掌握，李鸿章无论如何在谈判桌上辩争也无济于事，这只是科技不如人，落后必然挨打的铁证。

我觉得，“权倾一时，谤满天下”这八个字的评价很形象。因为李鸿章掌握了相当一部分的权力，而中国又是一个弱国，常言弱国无外交，在外交上他无论如何绞尽脑汁，总逃不脱受制于列强的命运。当然李鸿章本人在如何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用人举措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缺点，讲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不敢越封建体制的雷池一步。归根结底，因为他毕竟只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总是他那个时代处于朝野内外各种矛盾和旋涡中心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和它对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都十分明显地摆在那里。

石钟琴的独家专访

2009年8月4日，网易女人赴上海独家专访芭蕾舞**《白毛女》中“白毛女”的扮演者石钟琴，记者在上海远东芭蕾舞艺术学校见到了在此担任形体老师的石钟琴，听她讲述拍摄**的过程、她如何用脚尖走进人民的心中…… 我是个体经济成分，最初没能入选。

网易女人：70年代在您眼里是个怎样的年代? 用一个词概括。您是否是那个时代女性的一个典型代表？

石钟琴：感觉好像是一个动荡、不是很稳定的社会。在某个程度上还是比较安定，因为有江青的保护、“罩着”。但还是觉得比较迷茫，到底以后的路是不是这样下去，还是应该怎么办？

网易女人：您是否是那个时代女性的一个典型代表？

石钟琴：也不能这么讲，因为当时好多东西都被抹杀了，从文艺上讲，只能在他们的特定范围里搞艺术。那么在他的范围里这艺术，像芭蕾就两个，一个《红色娘子军》、一个《白毛女》，那么当时来说，作为我当然是代表。但是你说时代的，还没有这个高度吧。（笑）

网易女人：您是演白毛女被大家熟悉，你认为白毛女作为一个女人，她的魅力体现在什么？

石钟琴：音乐比较优美、家喻户晓，从这剧的舞台设计。特别是在这一个时间，看得都是抢啊，阶级斗争啊，但是相对来说还是美一点，那个时候确实我们自布景上下了一定功夫，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石钟琴：通过我自身的艺术怎么把芭蕾舞民众化，完美的体现，对于广大接受舞蹈，芭蕾，从形象来说各方面都比较吻合。

网易女人：请您回忆下当年入选演白毛女的经过？您是怎么被选上的？能讲讲当年的细节么，你知道自己要演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

石钟琴：首先，我在《白毛女》中最初就跳群众，那时的阶级成分很讲究的，我家里算是个体经济，所以，不可能入选主角。后来《白毛女》发展一点，大型一点，里面有第四幕，从春夏秋冬，变成白头发，年代的跨越，有个头发变灰的过程，这时就选上我了。这个时候在台上出现也就一分钟多一点，然后就是独舞，随着情况的变化，以后白毛女的演出机会就多了，后来饰演《白毛女》的顾夏美身体不太好，就提出不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任务多，就需要人顶上去，后来也选了两个出身比较好的演员，但是各方面的能力比较弱，领导一直觉得不太理想，最后决定让我来饰演。因为所处的社会环境，在演《白毛女》之前，先是对我进行一番教育，传达革命任务，然后就紧锣密鼓的排练了。

网易女人：你说当时的阶级成分很讲究，那对您的出身有什么要求？

石钟琴：当时跳《白毛女》需要是，我家在当时算是个体经济，所以最初的时候还不能入选。

网易女人：听说你们在演《白毛女》之前还去农村体验生活，都是怎样体验的？有哪些有趣的故事？

石钟琴：去农村体验生活时，我们的生活就跟当地农民一样，无论是做农活，还是日常生活。和农民一起在地里摘棉花，割麦子，听他们讲自己的生活，忆苦思甜。还要学习田华演的**《白毛女》，多看书、多思考，在角色里把这个形象融汇进去。

网易女人：饰演《白毛女》的过程中，都遇到过哪些困难？

石钟琴：咱们的生活不一样了嘛，要体验那个生活，听农民讲忆苦思甜，要看那个白毛女**，田华演的，看看书，白毛女怎么会这样，在角色里把她融汇进去。团里规定演员在32岁之前不可以结婚。

网易女人：当时你们团里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演员在32岁之前不可以结婚。毕竟女大当嫁，您当时是怎样想的？

石钟琴：不能结婚，说实在的，舞蹈演员本身的艺术青春就是短暂的，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想太多，大家都一样，都很单纯，就是跳舞，把交给我的工作做好。上面怎么讲，下面怎么做，就是这么简单。

网易女人：家里人有没有催您？他们都不着急吗？

石钟琴：家里着急也没办法，在那个时代一切都要听从指挥，偶尔也会说说，但当时的情形，家里也不敢违背。

网易女人：那个年代的女性，都是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

石钟琴：都比较含蓄，要不就是些写写信，当然自由恋爱还是自由恋爱，但是没有像现在这么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