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亡政息的例子-人亡政息是什么意思

1.关于张居正的评论？

2.清朝专制帝国是如何走向灭亡的2011

3.我国的朝代为什么只能存在两三百年？

关于张居正的评论？

对“宰相之杰”的争论　　在嘉靖中期以后，到隆庆、万历时期，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王阳明的心学大行于天下。其追随者为传播学问，创设了很多书院，来往于各书院讲学的，先后有创立泰州学派的王艮、湛若水、耿天台等人。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何心隐，是张居正执政期间最为著名的学者。对于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何心隐大加反对，声言要入都“持正义，逐江陵去位，一新时局”。张、何的冲突因此达到白热化。万历七年即1579年，何心隐六十二岁，他在祁门学生胡时和家中被逮捕，解到武昌，终被杖毙狱中。在何被捕期间，泰州学派许多重要人物都奔波营救：有的为他辩冤，有的变卖家产以求赦，有的愿舍身替。何心隐“瘐”狱中之后，有人指斥张居正为避免学术上的歧异而施用政治上的迫害。在张居正后，这种声音愈加强烈。但李贽却力为辩护，认为何心隐之与张居正无关。他在《答邓明府》一文中写道：

何公，不关江陵事。江陵为司业时，何公只与朋辈同往一会言耳。言虽不中，而杀之之心无有也。及何公出而独向朋辈道“此人有欲飞不得”之云，盖直不满之耳。何公闻之，遂有“此人必当国，当国必杀我”等语。则以何公平生自许太过，不意精神反为江陵所摄，于是怃然便有惧色。盖皆英雄莫肯相下之实，所谓两雄不并立于世者，此等心肠是也。自后江陵亦记不得何公，而何公终日有江陵在念。

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与吉安缙绅为仇。然亦未尝仇何公者，以何公不足仇也，特何公自为仇耳。何也，以何公“必为首相，必杀我”之语，已传播于吉安及四方久矣。至是欲承奉江陵者，憾无有缘，闻是，谁不甘心何公者乎？杀一布衣，本无难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则又何惮而不敢为也？故巡抚缉访之于前，而继者踵其步。方其缉解至湖广也，湖广密进揭帖于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须来问，轻则决罚，重则发遣已矣。”及差人出阁门，应城李义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发之耳。”吁吁！江陵何人也，胆如天大，而肯姑息此哉！应城之情状可知矣。应城于何公，素有论学之忤，其杀之之心自有。又其时势焰薰灼，人之事应城者如事江陵，则何公虽欲不，又安可得耶！

江陵此事甚错，其原起于憾吉安人，而必欲杀吉安人为尤错。今日俱为谈往事矣！然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迹而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功，则二老者皆吾师也。非与世之局琐取容，埋头顾影，窃取圣人之名以自盖其贪位固宠之私者比也。是以复并论之，以裁正于大方焉。所论甚见中蕴，可为何公出气，恐犹未察江陵初心，故尔赘及。

李贽作为当时思想界的领袖，对张居正的评价，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重要的文件。张居正为何不能容忍何心隐？乃至要杀他？是不是地方官揣摩其心理投其所好弄了何心隐？李贽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极大。何心隐以陆王心学传人自居，当时整个湖广地区私立书院很多，是传统陆王心学的重要阵地。

当其时也，官学的学生学习的是程朱理学，私立书院讲授的是陆王心学。两种思想互相激荡，甚至尖锐对立。张居正对程朱理学也有犀利的批判，同时也反对当时的士林中人一味地拾拣陆王牙慧，所以他不会完全站在官方立场反对何心隐。他觉得国家要储备人才，但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清谈无补于苍生。实际上他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是赞赏的。当心学演变为玄学，注重实学的张居正便有些担忧，就像今天谈到对青少年的教育，由于传统文化遭到无情的解构，一些诸如理想、尊严、道德等固有的观念为年轻人所不齿，而大肆崇尚西方文化，我们国家的文化安全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张居正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对当时的讲学之风也深为忧虑，他害怕所有的青少年变成崇尚空谈的清流，因此断然下令关闭全国众多的私立书院。这样做客观上收到了钳制思想的作用，但张居正的主观动机是想正本清源，让思想界能够为他的万历新政服务。基于以上考虑，我觉得我们不要以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政治家的作为。对这一点，作为思想家的李贽没有对张居正的做法提出任何批评，反而说张居正与何心隐“二者皆吾师也”。可见李贽对张居正的政治功绩是肯定的。

第三个是于慎行。于慎行是张居正亲自推荐给神宗当老师的。神宗也非常信任于慎行，张居正后，还让他入阁当了辅臣。宦官张诚与平反复职的刑部右侍郎丘橓受神宗的派遣气势汹汹去江陵抄张居正的老家，于慎行写信要丘橓别把事情做绝了。这封信的大意是：当张居正在权力顶峰的时候，满朝没一个人敢说他的坏话。现在他人亡政息了，却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好话。这都是不对的。他认为要肯定张居正执政十年的成就，并希望停止对张居正的清算。这封信当时传播极广，许多正直的官员都佩服于慎行的勇气。于慎行有君子之风，尽管张居正当权时赏识他，他也从不登门拜访。他不登门，张居正也并没有因此?压他，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健康。虽然于慎行对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与为人也不全赞同，但却在张居正遭受迫害最厉害的时候仗义执言。神宗后来即时停止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这封信起到一定的作用。

以上三个例子说明，研究历史人物除了研究正史，还应该研究同时代人的著述。同代人对张居正的评价比《明史》更为可靠。我觉得张居正担当“宰相之杰”的盛名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对人的评价标准，历来都是把道德评判放在第一位，这样有失偏颇。我不是说为官可以不讲道德、不讲操守，但这不能作为惟一的条件。评价一个政治家，一定要把事功放在第一位。要看他执政期间的作为，是不是有功于社稷，有利于人民。“富国强兵，尊主庇民”八个字，构成张居正的思想体系。 这个思想是站得住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清朝专制帝国是如何走向灭亡的2011

腐败，是古代专制王朝难以根除的顽疾，和专制王朝相伴始终。但是，腐败的表现既有高潮，也有低谷，呈现出周期规律。大致来说，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政治比较清明，君臣相对廉洁，腐败的问题并不严重，但经过几代人之后（往往只要两三代），官场变得昏暗，腐败层出不穷，继而如决堤洪水一般汹涌而出。到王朝的末期，官场黑得像墨一样，腐败问题常态化，弄得民怨沸腾、人心尽失之时，王朝末日也就来临了。

我们仅以清朝为例，看看这个腐败周期的表现。

顺治皇帝入关的时候，王公大臣们还保留着不少关外游牧民族淳厚朴实的作风，和晚清官场的贪墨胡为形成鲜明对比。有些贪官污吏在明朝没有遭到惩处，卖国求荣、归顺清朝后却因为贪污而遭到严惩，即使立有建朝大功者也不能免罪。顺治十年（1653年），顺治帝亲自对朝野官员进行大范围的考核，共有969名官员因为违法违纪问题而受到革职、降调、致仕的处理。此后，朝廷对官员三年一大计定为制度。

康熙年间，天下欣欣向荣，国库开始充盈，但朝廷继续保持相对廉洁。当时的宫廷人员只有明朝的1/10—1/20，花费只及明朝的1/8，廷苑规模只有明朝的3/10，甚至还出现了于成龙这样堪比海瑞的一代廉吏、万古楷模。接下去的雍正年间，腐败问题有所抬头，但雍正皇帝雷厉风行，严刑峻法，自上而下对腐败保持高压，处罚了上至亲兄弟，下至地方胥吏的腐败分子。因此，腐败势力在清康、雍、乾盛世的前期，还不敢公开抬头。

乾隆时期，腐败现象走出谷底，开始强劲上扬。乾隆四十年以后，腐败公行，“州县有所营求，即有所馈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简，分贿赂之等差。此等赃私初非州县家财，直以国帑为夤缘之具。上司既甘其饵，明知之而不能问，且受其狭制，无可如何”。官场已经和市场无异，政务也变异成了商品。

进入嘉庆、道光时期之后，官吏的腐败堕落呈恶性膨胀之势。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细微吏员，玩忽职守、敷衍怠政，“岁久相沿，几成积习”。千里来做官，只为吃和穿，官场一切公事，皆点缀了事，就连御林军官兵都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

咸丰以后，清朝加速腐败，百姓怨声载道。天地会曾在告示中称：“照得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无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太平军颁布的檄文则说：“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民膏，士女皆哭泣道路”，“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可见，腐败问题不仅放大了其他社会矛盾，对晚清乱象推波助澜，还要为清朝的灭亡和晚清中国的沉沦负上很大的责任。

这样的“腐败周期律”并不只存在于清朝，放到其他朝代也同样有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周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套用现代用语，就是官场中人的“信仰”不断丧失。

所谓的信仰，在古代官吏的身上体现为对儒家道德的认同，对仁、义、礼、智、信的个人操守的坚持，对廉洁奉公、为民做主的执政理念的实践。在王朝建立之初，新政权的君臣们因为亲身经历了前一个朝代的覆灭过程，或深受其害，或是前朝的背叛者，因此，他们对腐败问题和人亡政息的关系有着深刻认识，对个人操守比较坚持，再加上社会刚走出混乱，百废待兴，他们的进取心也比较足。所以，王朝在建立初期往往政治清明，君臣廉洁。

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连剥皮抽筋、诛灭满门的事情都干得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亲眼看着自己的父母遭受元朝贪官污吏的剥削迫害，小小年纪就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悲剧。父母后连包裹尸体的破草席都没有，还是幼小的朱元璋和哥哥拖着双亲尸体去荒郊野地埋葬的。此后，朱元璋当小沙弥、做乞丐、扛枪造反，真正是苦大仇深，和贪官污吏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在当了皇帝以后，朱元璋一接到某人贪污或枉法的报告，很可能就联想到贪赃枉法的元朝官员、父母的悲惨结局。这样一来，贪官污吏在朱元璋时期还会有好日子过吗？

遗憾的是，这种仇恨会随着老一辈人的逝去而消失，进取心也会在安逸中被消磨殆尽。朱元璋的忆苦思甜，对嘉靖、万历等后辈皇帝是没有作用的。清朝定鼎中原的实际主持人、摄政王多尔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员，有财之人虽不肖亦得进，无财之人虽贤亦不得用，所以贤者皆抱恨隐沦，不贤者多夤缘幸进……乱政坏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这样的认识，清朝的末代摄政王载沣是万万没有的。就连清朝中期的曹振镛，虽历事三朝，也只有多磕头少说话的认识。

第二个原因，皇帝一代不如一代。

为什么单单说皇帝，而不说大臣呢？因为在君主专制政体下，皇帝掌握着最高权力，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条条权力线索、不同的官僚系统，最后都要归结到皇帝那里。随着朝代更替，君主专制的程度越来越高，到了清朝，相当于丞相的军机大臣们都只能跪着记录皇帝的旨意，皇上由此实现了绝对的独裁。因此，皇帝个人的优劣关系到整体政治的好坏，也是政治清明与否的重要因素。

同时，皇帝是贪赃枉法最大的受害者。官吏贪污的公款说到底是皇帝腰包里的，胡作非为败坏的是皇帝的圣旨律法，不作为则是将皇上的谆谆教谕当做耳边风，分明是把皇帝当做买单的冤大头。更可气的是，贪官污吏们腐败的恶果却要由皇帝来承担：国库被掏空，民心被弄丢，政务被败坏，最后皇上的江山也危险了。所以，皇帝比任何人都有反腐肃贪的动力和要求。

在实践中，权力越大，皇帝就越辛苦。高度专制的君主政体对皇帝的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首先，皇帝要具备崇高的职业道德。因为他要日理万机，每天翻阅如山般的奏折和文件。从汉武帝开始，每天就有太监不断地把竹简抬过来让他批阅，到雍正皇帝时虽然竹简已经改为纸张，但他每天还是要挑灯夜战批阅文件，只能在凌晨的时候睡上几个小时。每天面对文山、案牍是非常枯燥无聊的工作，没有超强意志力和职业道德的人是接受不了这份终身职业的。比如明朝的正德皇帝就为要不要按时上班和开会，和大臣们闹了一辈子的矛盾，而万历皇帝则干脆拒绝履行皇帝的职责，躲进深宫几十年不出来。其次，皇帝还要有健壮的身体和极强的能力。既然不断地把权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就要承担越来越大的工作量。

皇帝的工作是终身的，一天都不能停止，还要在纷繁复杂的危机、难题、抱怨、告状、申诉、邀功和鸡毛蒜皮中发现真相，分清轻重缓急，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份工作，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

一般来说，开国皇帝们总是能较好地完成工作任务。西汉的刘邦，东汉的刘秀，唐朝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北宋的赵匡胤，清朝的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都是真刀真枪在社会动荡中杀上来的。他们工作经验丰富，而且对自己亲手奠定的江山十分珍惜，所以干起活来不会抱怨，更不会逃避。然而，即便是像朱元璋那样对腐败恨之入骨的工作狂也不能根绝腐败，那我们又怎么能奢望那些生在温柔富贵乡中，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子孙后代们会更加尽职做得更好呢？因此，皇帝的能力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反腐倡廉的力度一代不如一代，腐败的环境也会越来越宽松。

第三个原因，作为腐败主体的官僚系统越来越强大。

无论什么样的信仰，什么内容的政策方针，都需要官僚系统来落实和执行。强大而稳定的官僚系统是中国历史中的一大特色。一般来说，在王朝建立之初，草创的政府机构规模还很小，官吏人数也不多，加上信仰尚在、皇帝出色，所以官僚系统的腐败并不突出。但几代人之后，官僚系统枝繁叶茂、盘根错节，很容易背离应有的宗旨，发展出独立的逻辑。那是一套保守、中庸的逻辑，以自私求利为目的。于是，官僚系统的部门利益超过皇帝和百姓的利益，也超越了整个政治体制的利益。最可怕的是，随着机构与人员的膨胀，官僚系统独立的逻辑会不断强化，整个系统会越来越强大。

嘉靖皇帝即位时，内阁首辅杨廷和借新帝登基之际，用登基诏书的形式裁撤编制外人员14.87万人，仅口粮一项每年就可为朝廷节省漕粮153.2万石。应该说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却遭到了官僚系统的激烈反对。此后，杨廷和上下班都要由嘉靖皇帝特旨派遣的上百名禁军团团护卫，否则便会有生命危险。因为，裁员不仅直接损害被裁撤掉的官吏的切身利益，而且损害了与之相关联的圈子、部门的利益，多少人的生计和发展，多少部门的面子和权力都寄托在上面，他们哪能善罢甘休，能不把杨廷和视作头号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吗？所以，不断有人整杨廷和的黑材料送到嘉靖皇帝的案头，甚至朝杨家射箭，或者埋伏在杨廷和上朝的必经之路旁行刺。最终，杨廷和在强大的官僚系统面前败下阵来。这个事件警告后人，给官僚系统“瘦身”是异常危险的事情。

官吏们身处官僚系统之中，目的已经不是为国为民，而是纯粹追求个人利益。金字塔形的结构决定官员要想获取更多的利益，必须向上攀爬，追求升官。于是，王朝发展到中期，官僚系统无不以钻营为能事，以升官发财为目的。

嘉庆初年，被官场斥为迂腐而遭流放的洪亮吉把官员分成模棱、软弱、钻营、苟且四种类型，并感慨地说：“人才至今日消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这样的官场风气，使得各级官吏将公事视同虚设，甩开膀子贪赃、乱作为和不作为。比如清朝中后期，军队极端腐败。军官们的腐败手段远比不上直接管理百姓、负责财政和司法的文官们广泛，可他们依然创造出了五花八门的搜刮手段，如吃空额、克兵饷、冒功请赏、参与走私、贩卖鸦片等等，大小军官“全不以军务为事”，“寡廉鲜耻，营私肥己”，部队中官兵关系紧张、派系林立、纪律散漫、操演废弛，以至于出现水兵不识水性，骑兵没有马的怪事。就是这样的军队，清朝一直整顿不得，更是裁撤不得。因为军队的官僚系统已经强大到欺上瞒下、抗拒监督的地步了。

乾隆年间，甘肃赈灾案爆发，牵出集体腐败的甘肃官场，其中仅布政使王亶望一人即贪污白银三百余万两。若依法办事，甘肃府道以上官员要为之一空。这显然在实践中难以操作，乾隆不得不从宽处理，法外开恩，没有将甘肃官员全部拿下。但即便如此，仍有56名甘肃官员被杀，46人免发遣，而革职、降调、罚赔的官员更是数不胜数。在这里，官僚系统的集体腐败也产生了强大的力量，让执法者投鼠忌器，不敢依法办事。王亶望是捐纳做的官，乾隆皇帝认识到“纳资授官，本非善政”。他的孙子道光皇帝也感叹：“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可祖孙俩就是不能废除捐官。直到八国联军把北京给占了，光绪皇帝才终于痛下决心，以上谕形式明确严禁全国捐纳买官。然而，因为捐纳涉及到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官府的财政收入、人情网络等等，所以一直到清朝灭亡，捐纳行为始终存在。

一个王朝在初期建立的许多制度，到中后期看来，仿佛就是天方夜谭。比如顺治帝对官员的三年大计，到乾隆以后就流于形式，完全成了相互恭维的过场。顺治帝一次性免去969名官员顶戴的壮举，到后期竟变为一个传说。再比如，顺治皇帝曾在1659年下令：“今后贪官赃至十两者，免其籍没，责四十板流徙席北地方”，“衙役犯赃一两以上者流徙”。官员贪污十两就抄家，衙役贪污一两就流放，照此标准，清朝中后期告别时互赠上百两“别敬”，每年夏、冬两季地方官员给中央各部委送几千两“冰敬”、“炭敬”的官场，人人都得抄家。

上面的例子可能有点极端，不过顺治曾规定御史奉差之后“不见客，不收书，不用投充书吏，不赴宴会饯送”，以杜绝腐败。这应该说是可以做到的规定，但如果后代御史不进行人际交往，不用书吏，事事都亲力亲为，估计没几天就下去了。这就是王朝腐败周期律的作用。

我国的朝代为什么只能存在两三百年？

这个话题是一个非常宠大的话题。

其实就是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时说过：“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其实，这个理论也不是黄炎培的首创，中华先贤几千年前就发现了，如《左传·?公十一年》：

“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还有《孟子·离娄章句下》：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亦五世而斩”。民间亦向来有谚语传曰：“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五服”。

可见，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定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角度来讲，这就叫“世间万物的普遍内在真理”。

确实，无论是哪方面，我们都能看到大多数的辉煌传承都循环在“三”与“五”的两个奇数之间或上下：

（一）西汉以景、文、武、昭、宣共5位杰出帝王缔造了西汉210年的国祚；

（二）东汉光武帝、明、章、和共4位帝王延续大汉国祚近200年；

（三）大唐太宗、武?住⒏咦凇⑿?宗、宪宗（元和中兴）、武宗（会昌中兴）6位杰出帝王缔造了大唐近三百年国祚；

（四）大明以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孝宗（弘治中兴），如加上神宗万历之的张居正改革则一共6位杰出帝王奠定了大明276年国祚，可与大唐（289年）比肩。

（五）大清王朝，虽然与世界相比，满清已经开始落后，但是就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帝制政治来讲，倒不妨为一盛世，即康雍乾3朝。

除去汉、唐、明、清外，另外还有几个完成了大一统却比较短命的、以及未完成大一统但却偏居一隅且又国运长久的王朝：

（一）大秦：没啥好说的，史无前例大一统，惜二世不给力；

（二）西晋：国祚37年，且夺曹魏天下，可忽略不计；

（三）东晋：国祚103年，勉强达到百年，而且杰出帝王不多，能拎出来遛一遛的，恐怕只有孝武帝与明帝，真要较真起来孝武帝也一般般，只有明帝可称明君；

（四）大隋：与西晋一样才只有37年，可不同的是大隋的国力极其强大，而且政治也一度昌明休仁，一派盛世景象，如果抛却始皇的万世之功先不论，那么大隋应该是中国帝制历史里最可惜的一个朝代；

（五）北宋：太祖、太宗、仁宗，若可以加上神宗，那么北宋确实算得上盛世，只可惜先天不足，一“出世”就被石敬瑭挖了个那么大的坑，所以没辙，但是在四面受敌之下国祚仍然达到167年，不容易了。

（六）南宋：只有孝宗可称为明君（干淳之治），南宋之所以还能苟活152年，很大程度得益偏居以及西夏的崛起制衡了金朝的继续扩张，要不然真难说；

（七）大元：除忽必烈外无明君可言

英宗、文宗、仁宗都还可以，但可惜其政治理想都于襁褓或功败垂成，因此以结果导向而言，这三人所代表的时代无法被认定为盛世。最重要的是，以少数民族身份统治绝大多数人口之主体民族，却始终不推行汉化，这样的王朝无论如何都不能算在此列——个人倾向认为元蒙王朝就是华夏族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准亡国。

如果你觉得不够说服力的，我们可以上溯至先秦时代：

（一）尧舜禹：唐尧、虞舜，夏禹，不管这三个人是代表某个部落或群体，还是某个人也罢，确实就是“三”；

（二）夏：少康、芬、泄，三位都是夏朝比较有为的君主，如果不是他们几个人，那么夏估计早因后羿夺国而亡了；

（三）商：汤、太戊、祖乙、盘庚、武丁，商强于夏，无怪；

（四）周：武王与周公（成王）、康王（成康之治）、穆王盛世、奠定大周800年国祚，“吐哺制《礼》”的周公当力推首功，但是没有这几位杰出的继承者，也是不可能的。

东周后就可以不算周王室了，因为已经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其中两个国家成了佼佼者，分别是大秦帝国与楚王国：

[秦]不必废言，“六世余烈”，个个雄主，故大秦终问鼎！

[楚]武王、文王、成王、庄王，还有威王，成楚大业！

以上所有例子都反映出：“三世而衰”/“五世而斩”，无一例外！

毋庸置喙，我中华先贤确有超越人类极限的天大智慧！！

为什么会这么神奇了？

其实不难理解，无非就是世间万物存在的一个真理：

即开头、高潮、尾声——顶多加一个“最后一搏”，即“中兴”。

请问，你没发生衰落，又怎么会有“中兴”？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三世而衰”/“五世而斩”的原因了。

那么，把“三五定律”放到历史的时间线条里，对应的无疑就是：开国、盛世、亡国，只要“盛世”一消失，国祚就会进入亡国倒计时，这就叫：盛!极!而!衰！所以说才会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很可怕吧！强盛竟然代表衰落的开始！

无论谁，到了“中兴”的临界点，就必然无法阻止衰亡！

到底是何原因？为什么都“中兴”了，还是避免不了呢

其实原因没什么好穷尽的，无非如人一样，世间万物都存在自己的自身极限。

朝代也一样，影响朝代寿命的，无非以下几种：

必须是这些顶层设计。

没有永远完美的制度，也没有永远圣明的君王；同理也不会有永远灵光的统治思想与永远都焕发生机的文化与文明。

唯一的办法，假如你不想被别人终结的话，那么就只有学大秦，“革”！“命”！从自身开始。

必须走新路。就是要自！我！革！命！

历史上，除了秦国外，只有一个人、与一个时代这样尝试过：此人的名字，不可说也。

写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