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笔直书的道理-秉笔直书的意义

2024-11-15 09:16:14

1.请教一个成语。

2.皇帝一人权利太大？古代有哪些办法能有效约束皇权？

3.司马迁《史记》

4.《史记》

5.带秉字的四字成语

请教一个成语。

秉笔直书的道理-秉笔直书的意义

冰壶秋月冰壶：盛水的玉壶，比喻洁白。比喻洁白明净。多指人的品格。

秉笔直书秉：持，握住。写史书根据事实记录，不隐讳。

秉节持重保持节操，谨慎稳重。

剥茧抽丝比喻根据顺序寻求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

曾几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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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音céng jǐ hé shí

出处补官扬州，公得谢归。曾几何时，讣者来门。宋·王安石《祭盛侍郎文》

解释曾：曾经；几何：若干、多少。才有多少时候。指没过多久。

成语例句

◎ 然而，曾几何时，一种成功之后的优越感与个人主义的贪欲，竟使其忘却了付出，抱定了索取。”

◎ 槟突如的软在失望与愤恨的哀伤中，摇下枝紫色的丁香，曾几何时还开在葳的发间的小花串啊！他折断，揉碎，扔了一地，葳去了这紫色的小花有谁配插上发间呢？

◎ 但是，曾几何时，中国的孩子们变了。

长揖不拜揖、拜：旧时的拱手、磕头礼。对长者或尊者只弯腰行拱手礼，不跪拜磕头。旧时指相见时态度不恭，为人高傲。

尝鼎一脔

注音cháng dǐng yī luán

出处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吕氏春秋·察今》

解释鼎：古代炊具，三足两耳；脔：切成块的肉。尝鼎里一片肉，就可以知道整个鼎里的肉味。

超然不群群：合群，入众。超脱于世俗之外。不与众人合群。

巢倾卵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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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音cháo qīng luǎn fù

出处见“巢倾卵破”。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后汉书·孔融传》载：孔融被曹操逮捕时，有女七岁，子九岁，两人正在下棋，安坐不动。左右问父被捕为何不起，答曰意指父被害，自己也不得幸免。

解释比喻灭门之祸，无一得免。亦以喻整体被毁，其中的个别也不可能幸存。

承欢膝下承欢：旧指侍奉父母；膝下：子女幼时依于父母膝下，故表示幼年。旧指侍奉父母。

持盈守虚盈：满；虚：不自满。指在富贵极盛之时，不敢骄纵自满。

穿凿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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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chuān záo fù huì

典故用是知好奇者欲穿凿附会固各有说云。宋·洪迈《容斋续笔·义理之说无穷》卷二

释义穿凿：把讲不通的硬要讲通；附会：把不相干的事拉在一起。把讲不通的或不相干的道理、事情硬扯在一起进行解释。

成语例句

◎ 还有许多人对于一种科学底产生，不问其历史的来源，而以一种穿凿附会底办法来说孔丘底”大同”，即是现在的国际政策；孟轲底”民贵””君轻”，就是现在的民主政治。

◎ 大概学术一高深，同流或不达，或不如，不达则疑，一定来了许多穿凿附会，谬执曲解，不如则忌，一定生出恶意的督责，苛求。

春秋笔法指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

待价而沽

注音dài jià ér gū

出处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

解释沽：卖。等有好价钱才卖。比喻谁给好的待遇就替谁工作。

用法作谓语、宾语、定语；指等待时机

结构偏正式

相近词善价而沽、席珍待聘

反义词坐失良机

年代古代

灯谜囤货

成语故事春秋时期，孔子带领弟子到各国去游说推行他的政治主张，没有人接受并重用他，他并不灰心。弟子子贡以得到美玉如何处理问孔子，孔子毫不迟疑地回答：“卖掉它，卖掉它，我正在等待识货的人出现呢。”

成语示列象中世纪骑士那样站在虹的桥上，高揭着什么怪好听的旗号，而实在只是出风头，或竟是待价而沽。茅盾《虹》一

其它使用

◎ 洽谈会上”待价而沽”的飞机、汽车、船舶、电脑、彩色电视机、电梯和成套的机电设备等，占据了展出厅相当一部分的面积。

◎ 例如，当市场出现商品供不应求或价格上涨时，在购买者一方可能产生争购的心理，而卖方则可能产生惜售和”待价而沽”的心理；相反，当商品供过于求或价格下跌时，卖方怕价格继续下跌，会争相抛售商品，而购买者则产生观望不购的心理。

大方之家

拼音dà fāng zhī jiā

典故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庄子·秋水》

释义大方：大道理。原指懂得大道理的人。后泛指见识广博或学有专长的人。

用法作宾语；泛指见识广博或学有专长的人

结构偏正式

相近词识途老马、斫轮老手

年代古代

教学同步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庄子》《秋水（节选）》高中一册·课文·24

示例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清·《译印政治小说序》

成语造句

◎ 所以，本文做一些较为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荡气回肠

注音dàng qì huí cháng

出处感心动耳，回肠伤气。战国·楚·宋玉《高唐赋》女娥长歌，声协宫商，感心动耳，荡气回肠。三国·魏·曹丕《大墙上蒿行》

解释荡：动摇；回：回转。形容文章、乐曲十分婉转动人。

相近词回肠荡气、感人肺腑

歇后语癞蛤蟆吃旋风

成语举例这首乐曲旋律优美动人，令人荡气回肠。

成语造句

◎ 那确是一首人体流动的诗，端庄、典雅的气质和复杂奥妙的构图所造成的境界，足令你荡气回肠，心灵就象被熨贴过那般舒畅，就象被拥入了辽阔的俄罗斯原野的怀抱。

◎ 该剧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从普通人的情感入手，将夫妻间婚姻的危情、三代人之间的亲情、战友间的豪情，及军民间的鱼水情谊演绎得峰回路转，荡气回肠。

东施效颦

拼音dōng shī xiào pín

典故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絜妻子而去之走。《庄子·天运》

释义效：仿效；颦：皱眉头。比喻胡乱模仿，效果极坏。

用法作谓语、宾语、定语；指刻意模仿

结构主谓式

相近词邯郸学步、照猫画虎、生搬硬套

相反词独辟蹊径、标新立异、自我作古

成语故事春秋时期，越国美女西施身材苗条，唇红齿白，十分漂亮，由于有心痛的毛病，犯病时常用手捧心口皱眉头，看起来十分妩媚动人。邻居丑女东施见了也学她那样做，人们见了，觉得东施更加丑陋难看

示例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了，不但不为新奇，而且更是可厌。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回

成语造句

◎ 于是千红整日微微皱着眉，轻按着胸口，像病了的西施，我索性也来了个”东施效颦”，一副随时都可能上吊或者投江的哀哀的模样。

不共戴天戴：加在头上或用头顶着。不愿和仇敌在一个天底下并存。形容仇恨极深。

不绝如缕绝：断；缕：细线。多形容局面危急或声音、气息等低沉微弱、时断时续。

不容置喙 (bù róng zhì huì) 容：容许，允许。置：安放。喙：嘴。指不容许别人插嘴说话。

不夷不惠夷：指伯夷；惠：指柳下惠。不做伯夷也不学柳下惠。比喻折衷而不偏激。

不虞之誉虞：料想；誉：称赞。没有意料到的赞扬

皇帝一人权利太大？古代有哪些办法能有效约束皇权？

皇帝是古代帝制时期的最高统治者，秦始皇之所以会创立“皇帝”一词，就是为了告诉世人皇帝便是天地万物之王。可以说皇帝拥有着主宰一切的权利，“君要臣，臣不得不”虽然表明了忠诚，但也透露出了一种无奈。皇帝的权利太大，肯定不会是一件好事，那各朝都有哪些办法来约束皇权呢?其实皇帝并非无所不能，就算他是一国之君但也有限制的办法，下面就总结出了六点，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知道，皇帝是权力无边的。皇帝金口玉言，君要臣，臣不得不。但是我们也知道，任何一种权力，一旦失去了约束，都会带来灾难。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代，虽然其间不断有朝代灭亡。但是皇权政治却一直留了下来，直到清朝结束，前后长达两千多年。如果皇权真的完全没有约束，它肯定是不可能延续这么长时间的。

那么，皇权是靠什么来约束的呢?

一、以孝治天下。

“以孝治天下”是历朝历代都会提倡的，这是封建时代约束皇权的重要法宝。

皇帝虽然驾崩了，但是皇后还在。新皇帝继位以后，皇后就变成了太后。一般来说，太后都是皇帝的母亲，从“以孝治天下”的角度来讲，皇帝必须听太后的。有时候，太后并不一定是新皇帝的亲生母亲，但是在名义上，他是要奉太后为母亲的。

当皇帝的权力失范，缺乏约束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太后都会站出来，对皇帝进行规劝。太后发话，皇帝也就不敢造次了。

二、祖先崇拜。

当然了，太后虽然都比皇帝年轻，毕竟她还是要去世的。当太后去世以后，似乎皇帝就不再有约束了。

其实不然，因为中国又是一个祖先崇拜的国家。祖先虽然都去世了，但是他的威仪还在那里，这种威仪还会一直影响后代的皇帝。比如朱元璋曾经订立了《皇明祖训》，这个《皇明祖训》就一直约束着后代皇帝们，让他们不敢违背。再比如，刘邦曾经说过“非刘姓不封王，无战功不封侯”的话，这个话也一直影响着后代。后代的皇帝们，要想随便给自己宠幸的人封侯，当别的大臣们提出这句话的时候，他们也是不好解释的。

三、尧舜政治蓝图。

中国封建时代有一个非常重要政治榜样，就是尧舜政治蓝图。

这个尧舜政治蓝图，要求皇帝必须施行仁政，必须察纳雅言。皇帝如果真的做到施行仁政、察纳雅言，他的权力，自然就受到约束了。

同时，封建时代还有一个反面的政治教材，就“桀纣时代”。“桀纣时代”最大的表现，就是放纵皇权。比如皇帝贪玩好耍，皇帝好大喜功，皇帝肆意杀戮等等。

皇帝虽然想扩大他的权力，但是因为有这两方面的例子，皇帝也不敢为所欲为。因为他怕别人说他是“桀纣”，都喜欢别人他她是“尧舜”。有了这正反两方面的榜样，皇帝自己就受约束了。

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古人认为，王朝是船，老百姓是水。王朝只有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才能往前运行。秦朝是封建时代的第一个王朝，当时天下无敌，强盛无比。但是，秦朝却只经历了短短的十几年就灭亡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失去了民心，失去了老百姓的支持。

秦朝之后，中国经历了很多个封建王朝。这些封建王朝的覆灭，基本上都与老百姓发动的“起义”有关。而当一个王朝发生“起义”时，就会引发天下大乱。这样一来，王朝就很可能保不住，走向灭亡。

古代的皇帝都明白这个道理。既然失去民心王朝会覆灭，王朝覆灭了，皇帝也就当不成了。因此，为了确保皇权，皇帝也不敢为所欲为。

五、天命不可违。

古代由于认识有限，对一些自然现象是非常敬畏的。当出现彗星、日食，或者“荧惑守心”等天象的时候，就会被星象学家解释为皇帝失德。这样一解释，皇帝就害怕了，因此就受到了约束。

除了星象外，还有很多约束皇帝的特异自然现象。从先秦之前的占卜，汉唐时期的谶纬等等，这些特异自然现象的约束，贯穿整个封建时代始终。

六、史官的秉笔直书。

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行。皇帝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忠实地记下来。

而且，中国还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史官都会“秉笔直书”。皇帝是怎么做的，史官就会怎么写。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关于“崔杼弑其君”的故事，崔杼杀了这么写的史官，换了一个史官，这个史官还是那样写。再杀一个史官，新换的史官还要不改。最终崔杼无可奈何，只得让史官把自己的这个污点留在历史上。

如果一个皇帝为所欲为，他是害怕史官把他的污点留在历史上的。虽然也有皇帝曾篡改过历史。但是，他在篡改的时候，总得找个理由来说服大家，这样的理由并不好找。再说了，他能控制当朝，却控制不了后人写历史。每个皇帝的“实录”，其实都是在皇帝去世后才写的。皇帝想要控制，也办不到。

由此可见，看起来皇帝权力无边，实际上他也受到了严格的约束，其实是不敢肆意妄为的。

司马迁《史记》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创作背景

　东周时期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贵图书典籍散失错乱。汉朝建立后，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等被毁弃的古书亦不断在各地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搜寻并献出。

　取材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如不列没有实据的三皇，以五帝作为本纪开篇，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创作过程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隋书·经籍志》载：“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将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撰写《史记》。

　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他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前后经历了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传承

　《史记》经过司马迁外孙杨恽的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跟司马迁自序所说的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余篇”，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冯商所续《史记》七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

　《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宫廷）；副本在家中。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5—6] ，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

　在西汉即使诸侯都没有全版的《太史公书》，东平王曾向朝廷要求赏赐宫廷中的《太史公书》也遭到拒绝。因为《史记》中有大量宫廷秘事，西汉严禁泄露宫廷语，因此只有宫廷人员才能接触到该书。汉宣帝时褚少孙在宫廷中阅读该书，其中已经有些篇幅不对宫廷官员开放，到班固父子时，宣称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赐予《太史公书》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东汉朝廷也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表明东汉皇室依然不愿全部公开《史记》，只让杨终删为十多万字发表。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唐朝时，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

　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

　拓展内容

　《史记·司马迁传》原文及翻译

　原文：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发愤且卒。而子迁适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称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大王、王季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鐀之书。

　于是论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累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迁既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

　赞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译文：

　司马迁生在龙门，在龙门山南麓过着农耕放牧生活。十岁时已能识读古文著作。二十岁南游江淮，他登上会稽山，探访禹穴，到九疑山，考察舜的遣迹，泛舟沅、湘水间。北渡汶水、泅水，在齐、鲁之都研讨学业，观察孔子教化的遣风，还在邹峰学习乡射礼节；在游历蕃、薛、彭城等地的时候，一度遭受危困，经过梁、楚之地后回到长安。于是司马迁做了郎中，奉朝廷之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的地区，略定了邛、榨、昆明之后，回到长安向朝廷覆命。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被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因此心中愤懑得病将要去。他的儿子司马迁恰巧在这时出使返回，在洛阳见到了父亲。太史公抓着司马迁的手流着泪说： “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裹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着啊。况且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遣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诗》、《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裹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泪说：“小于虽然不聪明，一定把父亲编纂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太史公后三年，司马迁作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摘抄了石室金柜收藏的图书档案。

　于是按次序论述和编写其书。写作的第十年，遭受李陵之祸，被关进了监狱。在狱中长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废没有用了。”事后仔细思量道：“《诗》、《书》的文义之所以含蓄隐约，是作者藉以更好地表现自己的深沉思想。”他终于着手记述从黄帝开始，直到武帝获麟为止的历史。

　司马迁后，他的书渐渐流传开来。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平通侯杨惮最先开始陈述司马迁的著作，于是得以公布开来。到了王莽的时候，有人请求封司马迁的后人，于是封其后人为史通子。

　赞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佩服他善于序说事物的道理，明辨而不华丽，质朴而不鄙俗，他的文章秉笔直书，他所记述的史事真实不做虚假的赞美，不掩饰丑恶的东西，所以称作实录。唉！以司马迁的博学广闻，却不能靠智慧保全自己，已经遭受极刑仍在狱中发愤写作，他给任安的信中所陈述的也是可信的。究察其所以哀伤自己，是属于《诗经。小雅》中巷伯一类的人。像《诗经。大雅》所说的“既明辨又聪明，还能保全自己”，这太难了！

《史记》

纪传体史书

《史记》

《史记》，原来的名字叫《太史公书》，既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又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的总集。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共三千余年的历史。

司马迁（约前145年—前90年），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十岁左右开始接受教育，曾先后跟随大儒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公羊春秋》，他的思想既以儒家思想为主，又带有黄老之学的因素。其父司马谈，任太史令期间曾想撰写一部表彰“明主贤君，忠臣义”的史书，但未成而终。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那年，子承父业，继为太史令，为完成父亲的遗愿而撰写《史记》，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才告完成。

《史记》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十表、八书、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本纪”是全书的纲领，它以时间为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和各方面的重大事件。先秦的部分篇章按朝代成篇（如《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秦汉部分则按帝王人物成篇（如《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等）。年份可考者则分年，年份不可考者则分代。

“表”由司马迁首创，以表格形式记载诸侯王的历代大事，简明排列世系、人物和事件。其中包括世表、月表（如《秦楚之际月表》）以及年表（如（《六国年表》），脉络清晰。

“书”指“八书”：礼、乐、兵、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记载了这些典章制度以及沿革。内容涉及历代礼乐、社会经济、天文律历、河渠地理等。司马迁认为这是经国大政，故列专题载述。

“世家”记载世袭王侯的史迹，兼及个别的着名人物（如《孔子世家》）。

“列传”以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为主，兼及四夷诸国的风土、事迹。“传”包括专传（一人一传，如《伍子胥列传》、《孟尝君列传》）、合传（两人或几人一传，如《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列传》）、类传（一类人合传，如《儒林列传》）。专传、合传、类传又都列有附传，附传的作用相当于正传，表示列传人物的主次，它并非是可有可无的附属物。有的附传仅附其名，一般是载列子孙、亲友。

一、《史记》的特点

司马迁曾自言撰写《史记》是秉《春秋》之笔。不仅记载历史的事实，更希望编写一部贯通古今、内容广博、体例新颖的新史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

1.得天独厚，准备充分，资料全面

司马迁成为名垂千古的史学家不是偶然的。在撰写《史记》之前，他就做了充分的准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把壮游的动机说得十分明白，即不满足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书本知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到现实社会中去作实地考察，接触国家大一统的壮丽河山和各地百姓的生活习俗，观察山川形势，了解和搜寻古代、近代、当代的历史传说及各种史料，探访故老、遗迹，采集历史传闻，非常审慎地考辨史实，并且在实地的社会调查当中，厘清了许多历史资料。他自己把这次壮游称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太史公自序》）。

《史记》的问世还取决于司马迁的家学渊源和私家藏书条件。周朝时期，司马氏的祖上就历代为史官，是渊源久长的书香门第之家，虽中间失其史职，但家学余风犹存。司马昌、司马无泽相继在秦汉之际作京师官，家中藏有古文，在秦始皇焚书之前应该早有预防，所以司马谈才能够复兴家传绝学，使司马迁年十岁就能诵读古文。

另外，司马迁的家庭出身也为他的史记创作提供了先天的优势。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为战国时期的秦国名将。司马迁的先祖由晋入秦居少粱，处在秦晋、秦魏争雄的战场区，一直经受着战争暴风雨的洗礼，这使司马氏家族名将辈出。司马迁耳濡目染承传家学，所以记述战争有声有色。

汉武帝“建藏书之策，赶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为司马迁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包括经、史、赋、传、子、骚、诏令、记功表册等。再者，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做太史令时，就已经为编写史书在材料上做了相当大的准备工作。司马迁自己说，写《史记》是“父子相继篡其业”。

2.五体结构，叙事灵活，史事真实

司马迁博采众古籍之长，创造性地在《史记》中利用五种体裁结构，营造出一部跨度三千年、包罗历史万象的伟大史书。以“本纪”记帝王，以“世家”记诸侯，以“列传”记臣民，以“十表”记大事的年月，以“八书”记述制度的沿革，这种完整的体例使得《史记》反映出社会各个阶层的活动及人类历史的真相。《史记》的五种体例，各具笔法，分开来看，各体自成一个独立的系统，首尾完备，在贯通历史发展线索方面，又各有不同的侧面和重心；五种体例结合起来看，又是组织严密互相交融的一个整体。正因为它体例完备，才能容纳丰富的历史素材，在有限的篇幅之内使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民族、社会以及自然的星象、历法、地理等无所不包。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起凡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二十二史札记》）

立例又破例（所谓“立例”、“破例”是相对而言），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创新精神的反映。无例，缺乏规范，必将使史实叙述流于杂乱无章。守成例，则不能曲尽丰富的历史内容，势必陷入呆板。所以，对立例、破例的灵活运用，是历史的客观需要。

《史记》尽管是以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种体例为其主要分类，但在具体运用中又根据史实的性质而随时“破例”，可谓灵活多变、自由掌控。这种破例常用的是联络五体的“互见法”。“互见法”是司马迁为适应纪传五体的需要而创造的叙事方法，具体是将一个人的事迹、一件史事分散在数篇之中参差互见，彼此相补。这种叙事方法在《史记》中得到了纯熟运用，既具有史学功能，又具有文学价值。宋人苏询最早论及互见法。他说：

迁之传廉颇也，议救阏与之失不载焉，见之赵奢传；传郦食其也，谋挠楚权之缪不载焉，见之留侯传。夫颇、食其皆功十而过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后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颇，辨如郦食其，而十功不能赎一过。”则将苦其难而怠矣。是故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则其与善也，不亦隐而彰乎！

“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既是对互见法的最简洁的概括，又是对其文学功能的充分揭示。李笠的《史记订补》、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靳德俊的《史记释例》等书也都对这一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们基本上是从史学的角度揭示互见法的作用。从本质上来讲，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历史比较法的反映。它是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普遍的联系和对比，用最能体现人物、事件本质的东西来组织材料，突出重心，再将枝叶蔓延的材料互见于其他篇章。如本纪以五帝合为一纪，夏、商、周各一纪，项羽、汉高祖、吕后、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则一人一纪，这采取的是随时详近略远的原则。项羽、吕后都不是帝王，之所以被写入本纪，是因为二人对时局有重大影响，都曾经独尊一时，号令天下。世家也是同样的道理，本来是记载诸侯世系，但是陈涉、孔子都被写入了世家。曾有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为例不纯”，或者说“自乱其例”，实际上这正是司马迁的独特的“史识”的体现。

3.创造了“太史公曰”的史论方式

《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也就是习惯上的序、赞、论，这是司马迁在史论方式上的独特创举。“太史公曰”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历史、天文、地理、伦理、世俗、军事、人事等等。“太史公曰”的风格独特，或议论，或考证，或揭示，笔势纵横，语辞精练，义旨深微，或褒贬人物，或纵论史事，或隐微讥刺，皆观点鲜明，直抒胸臆。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司马迁的系统的历史学理论。对于所引用的典籍以及他人言辞，如《诗》、《书》、《论语》、诸子等，司马迁全部变换成他自己的语言。另外，为使评论生动性和通俗化，他还大量引用诗、歌谣以及民间的俚语俗谚。“太史公曰”的形式整齐，但又不乏灵活。所谓整齐，是指“太史公曰”的完备体例，它分为序、赞、论三种形式——篇前序论，篇后赞论，以及夹叙夹议的论传。序论置于篇首，是大段的恢宏议论，主要集中在十表、八书及类传之中。因为十表、八书、类传都是贯通古今的，所以用序论作为贯通性的概括，这样就使文章上升到了系统性、理论性的高度。赞论都置于本纪、世家、列传的篇末。本纪、世家、列传是按序排列人物，赞论主要就用来褒贬评价人物。论传用来揭示义例，如《伯夷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天官书赞》以及《太史公自序》，集中表明述作意旨，是全书的总纲。三种形式，整齐而集中，匠心独具。所谓灵活，是指整齐之中的变通，如八书中，《礼》、《乐》、《律》、《历》有序无赞，《河渠》、《平准》有赞无序，《封禅》有序有赞，《天官》夹叙夹议等。尽管如此，就《史记》的所有论赞来讲，内容并非全是评论，有的叙述游历，有的补充史事，有的抒愤寄托。灵活的变体即破例，是为了切合内容的需要而作的变通。前面已论及，破例为体是《史记》的一大特色，全书五体均有破例，立例又破例，正是司马迁卓越史识的表现，所以“太史公曰”呈现出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

4.坚持“通古今之变”的原则和方法

司马迁对古今关系，坚持“变”以及“详今略古”、“详变略渐”（变革之时详细，升平之世简略）的原则，在这两个原则的指导下着重写变革的历史。《史记》的一百三十个篇章，贯穿了近三千年的历史。在五帝三代两千多年的古代史中，只写了五帝、夏、殷、周、秦五个本纪，三代、十二诸侯两个年表，伯夷、管晏、老子韩非、司马攘苴、孙子、伍子胥、仲尼弟子等七个人物列传，共十四篇。兼及古代史的篇目有书七篇，世家十二篇，以及五个民族史传。写古代史的篇目，共计为三十四篇，十万余字。可是，仅仅百余年的汉史却占了六十二个专篇，兼及汉史的还有十三篇，总计七十五篇，篇章超过了大半。《史记》对四个阶段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描写记录：1.西周建国时期；2.整个战国时期；3.秦汉变革之际；4.武帝建元、元封时期。这四个阶段的共同点都是历史变革时期。四个阶段加起来还不足三百年，而篇幅却超过了四分之三，也就是说，《史记》的近三千年历史，用了五十二万六千多字，而变革时期的仅仅三百年，却占去了近四十万字的篇幅。如《周本纪》，共一万七千余字，西周史二百年约占篇幅的三分之二，而五百多年的东周史仅占三分之一，西周部分又特别详写文王、武王及周公辅佐成王这一段建国史。突出“变”的优点在于：它使历史的叙述波澜起伏，言简意深，重点突出。详今略古和详变略渐指导下的“通古今之变”，目的是着眼于当代和未来，以古为鉴。司马迁对详今略古和以古为鉴进行了理论的描述：“野谚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这说明，司马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目的是为了现实的需要。“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三者互相结合，便于“察盛衰之理”，找到治理国家的规律，从而“审权势之宜”，采用恰切的治理方法，以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理论主要集中在他的十表序中。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绵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既认识到要以古为镜，又强调古今不同，不可古今混同，这说明司马迁具有鲜明的通古今之变的辩证法思想。《六国年表序》说：“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这是说要详今略古，取法后王。《秦楚之际月表序》说：“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柞，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擅，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这是说剧烈动荡时期的历史经验应该很好总结。司马迁特别重视秦朝的历史经验，其目的是为了让当时的统治者引以为鉴。

司马迁还提出了一系列探寻古今社会的治乱规律的方法和理论，最主要的有两个原则：一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一是创造类传、合传，作古今纵横的对比。“原始察终”，指追究其原始，考察其始终，意思是通过历史演变的全过程来观察其原始、经过、发展和结果。“见盛观衰”，是说在兴旺的时候，就要看到它将来的衰变转化。司马迁用这八个字概括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纵观整个历史长河，人类社会其实是一个不断兴衰、变化、发展的连续过程，要掌握其发展规律，不仅要作整体的研究，还要划分阶段来考察。根据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原因，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结果。《史记》的五体结构，正是按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的阶段排列。司马迁根据“变”的规律、史实的详略来划分历史阶段，详变略渐，这就是“见盛观衰”的历史观点。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正是司马迁创造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将贯通的历史划分断限，使古代的历史年代学建立了起来，把历史叙述引向了科学化的轨道。司马迁的这一理论与实践，是其时代朴素历史唯物史观的最高水平。至于类传、合传，则是司马迁创造的编纂方法和研究方法。

如果从研究的角度看类传、合传的价值与意义，就会发现，类传、合传及七十列传排列中的以类相从，目的就是对历史作纵横对比，如《仲尼弟子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等，这些列传对学术的变化发展作了条理化的论述，源流分合，线索分明。《孟子荀卿列传》，概括了战国时百家学说的轮廓，是一个类传，同时又用合传标目，这样就突出了孟荀两派是儒学的主流。《老子韩非列传》（或称《老庄申韩列传》），司马迁之所以把法家的韩非、申不害与道家的老子、庄子排在一起，目的是为了表明两家学术的渊源关系，如韩非的着作《解老》、《喻老》。《屈原贾生列传》，是司马迁认为贾生与屈原都因为壮志未酬，具有类似的遭遇，所以将两人合传，以警醒世人。

总之，司马迁为了“通古今之变”，创造了类传、合传的方法，目的就是在历史类比中强调以古为鉴。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在今天仍然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方法和理论，也是值得借鉴的。

5.直笔精神

又称秉笔直书或实录，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历代的史家都十分尊崇《史记》的这一精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引刘向、扬雄赞扬《史记》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文直事核

“其文直，其事核”，这是实录的最基本精神，也是历史着述最基本的要求。它强调史家作史要根据客观事实，全面而系统地直书史事，不做任何曲笔、夸饰、略漏。忠于实录的更高标准，不是记流水账，而是要善于捕捉典型的事件和人物，这也是衡量史家是否具有高远识见的一个标尺。这一精神的具体表现，便是司马迁为项羽、吕后作纪，为孔子、陈涉立世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全方位地展现了社会生活，他写了各色人物的传记，反映了历史的本质，这是实录精神的一种更高境界。实录精神的基本要求，是对具体史实的记述，不能随从流俗和习惯，要符合事实的本来面貌，对讹传的史事要作细致的调查和考证。司马迁在这些方面，做得都非常出色，他对所引据的史籍，在许多篇章都作出了交代说明，如《殷本纪》“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等。又如在五帝、夏、殷、周等篇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对古史的考证都作出了说明，五帝的事迹，是综合各种材料“择其言尤雅者”；对于夏、殷两代的姓氏，禹王崩于会稽，殷人的习俗，周室何时迁居洛邑等，也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对于苏秦，司马迁也不从流俗为其翻案，他在赞中交代说：“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苏秦为人行事奇异诡谲，所以，在民间的街谈巷语中，“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诸多的附会传说，皆安在了苏秦的身上。由于苏秦过早的亡，张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张仪为了抬高自己，故意夸大其词、捕风捉影地诋毁苏秦，使“天下共笑之”。所以，司马迁据事实录，对苏秦的事迹客观记述，让读者自己明辨是非。又如《李斯列传》记载秦国丞相李斯，他虽然有功于秦国，但最后却被五刑而，引起世人的同情。司马迁用辩证的方法，条列了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功绩，同时又记叙了他与赵高合谋、贪重爵禄、助二世为虐的罪责，说明其虽惨，但不足惜，无形中驳斥了李斯尽忠而的俗议。

中国自古轻视妇女，但司马迁却没有这种偏见，在他的笔下，妇女形象都得到了客观公正的记述。如吕后进入了“本纪”，后妃进入了“世家”。司马迁据事实录，尽管如实地揭露了吕后的种种恶行，但并非是指责女性的祸国乱政，而是着眼于吕后性格的“刚毅戾深”，指出她与秦始皇属同类人物。不仅如此，司马迁还对吕后无为政治带来的社会安定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都是难能可贵的。《外戚世家》中，司马迁首先肯定了后妃的辅政作用，把妇女提到了影响国家兴亡的高度。一正一反的事例，也说明了社会的发展是离不开妇女的。

司马迁对妇女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如实的记载，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视妇女的历史学家。他之所以具有如此非凡的识见和成就，正如史学家季镇怀所言：“道理很简单，只是贯彻了史家应该具有的实录精神。”

（2）不虚美，不隐恶

这是“文直事核”的更高一步要求，它强调史家不仅要善恶必书，而且要“明是非”，“采善贬恶”，意思是对史事人物要褒扬其善贬斥其恶，而且要恰如其分。司马迁反对主观臆断：“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过其真。”司马迁对史事人物，既不全盘肯定又不全盘否定，而是把人物、事件的发展变化，客观地讲清楚，并且依据事实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如司马迁尽管反对秦朝的暴政，但却肯定秦朝对国家的统一和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尽管颂扬汉家的一统，但又巧妙地揭露和讽刺了帝王的一些隐私和时政；尽管把项羽塑造成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肯定了他灭秦的功绩，但对他的残暴不仁也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司马迁形象生动地描写了李广的英勇善战和爱国主义精神，同情他的遭遇，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并不饰过；司马迁尽管非常憎恨酷吏，但对廉洁不枉法的酷吏也予以了肯定。整个《史记》中，贯彻这种精神的例子比比皆是。只有反映客观实际，历史才能给后人提供真正有价值的借鉴，起到警戒的作用。

（3）“书法不隐”的批判精神

司马迁秉持“善恶并书”的意旨，大胆地“述汉非”，行文多寓褒贬。作为一个史学家，如果没有爱憎分明的立场，没有批判现实的勇气和直言不讳的精神，那么就丧失了史学家的价值与作用。司马迁的“述汉非”，既大胆地批判了汉朝最高统治者如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又全面地揭露了汉武帝时代的整个社会矛盾。即使是文质彬彬而竞荣逐利的儒生，也都进行了深刻的“微文刺讥”。在司马迁的笔下，“受命而帝”的刘邦，作为自私、刻薄、猜忌、冷酷的形象，得到淋漓尽致的刻画。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是汉儒的代表，司马迁对这三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在肯定他们各自业绩的同时，对他们的个性弱点也予以了意味深长的讽刺。叔孙通草拟了汉仪法，但缺点是“谀”，公孙弘倡导儒学，其缺点是“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宣扬大一统，他的问题则是“迂”，三个人的形象都描绘得生动传神。司马迁对百年汉史的记述，重点是放在汉武帝一朝，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刻揭露。《酷吏列传》集中批判残酷黑暗的官僚政治；《平淮书》则批判横征暴敛的经济政策；《儒林列传》、《公孙弘传》通过揭露汉儒阿谀逢迎的丑态，批判了文化政策；《封禅书》讥讽汉武帝的痴妄迷信，劳民伤财。在所有这些篇章中，《平淮书》点明各篇章的内在联系，起照应的作用。司马迁首先从汉承秦，经过休养生息，实现民殷国富写起，接着写汉武帝大肆兴作由盛转衰，然后以“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切入正题，详细地叙述汉武帝连年对外战争，对内兴作与聚敛所造成的民穷国贫，记事止于元封元年，结尾用“见盛观衰”示意，以秦喻汉，给统治者敲响了警钟。

二、《史记》的文学贡献和影响

《史记》尽管是一部史学名着，但司马迁笔下的每个历史人物都个性鲜明，呼之欲出，给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文学享受。历史着作本身要求其作品应具有严肃的科学性，所写历史人物都要实有其人，实有其事，不允许虚构和夸张。文学作品则要求所塑造的人物具有想象性、形象性、典型性。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他用文学之笔写出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把历史与文学结合得完美无瑕。《史记》叙事以散文为主，骈散交融，长短顿挫，抑扬开阖，浩瀚奔放，气势非凡。人物刻画方面，善于通过紧张斗争的场面、故事化的手法，把人物推到矛盾的风口浪尖，从而表现人物各自的优缺点和性格特征。语言方面，运用当时的、符合人物身份的俗语、口语，不仅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而且便于大众的理解。所以《史记》一问世就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并被后世公认为古典传记文学的优秀作品。

《史记》的文学成就，从历史过程来看，可分为四个方面：第一，魏晋以前认为《史记》的文学特点在于辞采华美，文章简洁；第二，唐人着重于《史记》的散文成就和艺术风格；第三，明清认为《史记》的文章结构波澜曲折，人物刻画具有小说形态；第四，现代的文学理论家则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史记》在塑造历史传记人物的典型形象上的所有的艺术手法。《史记》的文学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传记文学、散文成就、人物形象、语言运用，无论哪一个方面，司马迁都堪称大家。当然，《史记》文学的最高成就还是在实录史事的基础上，开创了传记文学，并且刻画了一大批典型人物形象。如果脱离史实而侈谈小说成就，就会偏离《史记》作为史书的本来意义。

《史记》作为一部伟大的历史着作和传记文学名着，它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班固以下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对司马迁几乎无不推崇备至，力图做到像司马迁那样“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顾炎武《日知录》）。班固承认司马迁有“良史之才”，赞扬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叙事才能和“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史记》所歌颂的许多英雄人物，如项羽、信陵君、蔺相如、鲁仲连、侯赢等，对后代的人们，特别是封建文人，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就不止一次地在诗歌中把古代的侠义之士引为自己的同调，并希望自己能像他们那样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

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汉朝以来的众多作家都从《史记》中得到了很大的启示，正如郑樵所说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在体裁形式上，从《汉书》开始的“正史”，大多都是承袭《史记》。唐宋以来的古文家更是无不熟读《史记》。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直接把《史记》的文章作为自己的典范，他的《张中丞传后序》、《毛颖传》等文，就是学习《史记》的人物传记的结果。宋代散文家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就与《史记·伯夷列传》极其神似，他文章的简练流畅、纡徐唱叹，更是深得《史记》的神韵。很多历史时期，当形式主义的繁文缛节或艰涩古奥的文风盛行之时，《史记》便常常成为古文家们反对矫饰的一面旗帜。唐代韩愈、柳宗元以及明代的归有光都是如此。文学创作方面，唐以后的传奇以及明清以来的小说、戏剧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史记》的影响，如《水浒传》、《聊斋志异》等都深得《史记》的滋养。

带秉字的四字成语

成语有：秉公办理、秉烛夜游、秉笔直书、一秉至公、秉烛待旦。

一、秉公办理

1、拼音：bǐng gōng bàn lǐ

2、释义：根据公道办事。

3、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七回：本部院凡事秉公办理，从不假手旁人。（白话文：本部院所有事都按公道处理，从来不通过别人之手。)

二、秉烛夜游

1、拼音：bǐng zhú yè yóu

2、释义：手持蜡烛在夜间行游，旧时比喻及时行乐。

3、出处：魏晋·曹丕《与吴质书》：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白话文：年轻人的确应当努力，年龄一旦过去，时光怎么能留得住，古人想夜里拿着蜡烛游玩，确实很有道理啊。）

三、秉笔直书

1、拼音：bǐng bǐ zhí shū